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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历来是藐视理论的，顺口溜式的理论只是在用得着的时候才会有口无心地在嘴上溜它一溜，所以演戏的没有因此而停演，看戏的也没有因此而罢看。因为老于世故的人心底雪亮：疯的并非真疯，傻的未必真傻——不过是装疯卖傻而已。
装疯也就是“佯狂”，佯狂是国人避害远祸的祖传法宝。但佯狂有高人气，有道长气，并非每个人能学得来的，正如不是每个人都精于演戏一样。况且佯狂难免有些狂气，即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不过佯狂者决非有进无退，他必须进则狂，退则奴。进退之际的分寸极难把握：一味冒进狂放，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如孔融、嵇康、李卓吾、金圣叹之类。金圣叹自称曾听到孔圣人赞叹他的才气，依我看圣人是悲叹他的奴气不足，已去死不远。但一味自轻自贱，又不成其为佯狂，只是十足的小丑、弄臣和奴才。要对上则奴体投地，对下则狂气冲天，如东方朔然，才是分寸拿捏到家的佯狂。但东方朔是“半仙”，狂气之外兼有仙气，更不是凡夫贱胎学得来的。何况即便得其真传，也不过一介狂奴而已。
装疯既然高不可攀，只好卖傻。幸亏卖傻相当简便易学。时下常能在街头见一些男女，喜滋滋地把“难得糊涂”的徽章别在以前佩戴宝像的地方，足证卖傻之风行。但我疑心，只有具绝顶聪明、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那号人，才配说这句话。而业已糊涂透顶之我辈，实在没有资格以此作为座右铭，除非故施空城之计，借此藏拙遮丑，冒充机灵。可惜这种伎俩在明眼人看来，依然活脱脱一个大傻帽。
但真疯的装不了疯，真傻倒比假傻更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算不得伪劣产品，于是如今大大小小、专业的业余的戏子们卖傻卖出了好价钱，东方朔的朔风吹到现在，居然也有了王者气象。时不时地端一筐不咸不酸的俏皮话，扯个淡，一哄而笑，一哄而散也么哥。
天道轮回，卖傻让演戏的占了去，看戏的倒有些无所措手足了，但中国独多的是看客，哪怕看杀头也一样的兴高采烈。曾有一个矮子站在人群背后跟着笑，有人问他：“大郎，你笑什么？”矮子说：“众人所笑，定然不差！”
六 操作的事故
昨天拜访批评家刘先生，他劈头问我：“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刘先生素以刁钻刻薄著称文坛，我唯恐他诱我上当后再狠狠地嘲笑我的落伍，所以不敢贸然回答，仔细想了想后，我自以为非常周全地试探道：“国际文化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国际政治格局是后冷战时代，国内文化是后五四时代，国内政治形势是后新时期时代。不知你指的是哪一个？”刘先生大笑：“士别三日，连你这老实人也变滑头了。但你滑来滑去，总算还在点子上，突出了一个‘后’字，可谓深得吾心。但我们先不说这个。喝茶喝茶！”
润了润喉，刘先生又说：“我再问你，男人干‘那个’用哪个字？”我被他弄得莫明其妙：“什么这个那个，刘先生你跟我打什么官腔？”“谁跟你打官腔？”刘先生突然用中指做了个手势，“我说的是那个。”我顿时胀红了脸，以为刘先生又在戏弄我了。但刘先生竟极为认真地紧追不舍：“你说，男人干这个用哪个字？你别怕，就咱俩私下讨论讨论，你也结过婚了，有什么可害臊的？现在没结过婚的都不害臊。咱俩今天要是讨论出什么学术成果，你也享有这个新术语的发明权。”我一听就乱了方寸，我找刘先生正是为了请他提携提携，帮我鼓捣个新名词出来，也在批评界露露脸。我心想不能辜负了刘先生的好意，要是他成心戏弄我，我只好以被戏弄为代价来争取他的下一次好意了。于是我横下心来，咬咬牙道：“是不是‘我操’的‘操’？”刘先生大喜道：“哈，我操的操！忒对了。老弟你真是可造之材。这个字是标准答案，该得满分。这问题我已问过不少人了，都答得似是而非。第一个问题都答不利索，我就不必再问第二个问题了。但可以问你，也只有问你。”我被刘先生夸得飘飘然又没着落，深怕回答不出下一个问题让刘先生失望。
刘先生见我心神略定，喝了口茶又问道：“你知道女人干这个用哪个字？”我想了想答道：“这个字在汉语里没有。咱中国几千年来一向是老少爷们乾纲独振，所以只有男人用的字，没有女人用的字。虽然有个‘奸’字是女旁，但汉字在古代是从右到左书写，所以‘奸’字是‘干女’而非‘女干’，强奸是‘强干女’，而非‘强女干’。”刘先生笑得把一口茶喷了出来：“果然孺子可教，比我的见解精辟。但你要知道，现代人写字已经改革为从左到右，所以已经可以‘女干’了。我问你，‘女干’到底用哪个字？”我说：“改革后的汉字里依然没有，但如今女人也在口语和文章里大胆谈论那档子事儿了，甚至比男人还津津乐道。她们当然不能用男人专用的那个‘操’字，她们借了个洋词，叫‘作爱’。”刘先生一拍大腿：“太对啦！男人操女人作，如今是操作主义时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讨论结果。当然，这个新名词的专利权完全属于你，我决不掠美。恭喜恭喜！”我心想靠这个成名不是欺世盗名吗？于是我忿然道：“不不不，刘先生，这场专题讨论会完全是由您一手把舵的，还是您自己享用这个专利权吧。我可不敢领教！不管男干女干，要我靠这个那个混饭我可不干。”刘先生正色道：“老弟，你不必跟我客气。其实我也不肯完全出让这个新名词的。我把‘操作’的专利权让给你，自己并不吃亏，我只要用老办法，在操作前面加个‘后’字就照样能在学术界领先一步了：即将到来的时代，是‘后操作主义时代’。”
七 制服的事故
“制服”这个词，不说词性，不在有上下文的具体语境里，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用做名词和用做动词，意思很不一样。比如说，“他穿着制服”和“他被制服了”，意思就大相径庭。
如果是名词，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因为穿制服的人，代表某种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代表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制服是制度的象征，更是这种制度的力量的象征。所以警察穿警服，士兵穿军装，法院、海关、税务局的人都有制服，都很神气。穿上警服，表示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穿上军装，表示在保卫祖国；穿上法官制服，表示在秉公执法；穿上海关制服，表示不许毒品走入和文物流出；穿上税务局制服，表示不许偷税漏税。就此而言，名词“制服”与动词“制服”并非毫不相关：穿制服的人都具有某种力量，穿制服的人可以运用这种力量去制服不尊重甚至藐视这种力量的人。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穿警服的人知法犯法，穿法官服的人贪赃枉法，穿海关制服的人与走私贩毒者勾结，穿税务局制服的人对偷税漏税者眼开眼闭，那就说明，穿制服者虽然有权制服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力量的人，但他们自己首先就不尊重自己穿着的制服，他们自己就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制度及其力量。总之一句话，穿制服者本身还没有被制服所代表的力量制服。因此，要穿制服的人去制服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力量的人，首先必须制服穿制服的人；否则制服所代表的力量就非常虚弱，制服所代表的制度也十分脆弱。
由此可见，穿制服的人是否被制服，是一种制度是否完善的首要标志。一种制度要证明自己的生命力，首先必须制服的，不是不穿制服的藐视制度者，而是穿制服的藐视制度者。如果连穿制服的人都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制度及其力量，那么这种制度就非常危险。
实际上，上述道理在不代表国家制度的其他制服上体现得更充分。比如，医生穿白大褂，宾馆侍者穿礼服，小学生穿校服，都说明他们已经被身上所穿的制服所代表的制度所制服。穿上白大褂的医生，被救死扶伤的医德所制服，否则他就不配当医生；穿上礼服的宾馆侍者，被为人服务的职业道德所制服，否则他就要被炒鱿鱼；穿上校服的学生，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目标以及种种校纪校规所制服，否则不是留级，就是被开除学籍。由此可见，穿制服者，首先不是去制服别人，而是自己被某种正义法则所制服。只有自己已经成为被制度所制服的人，他才能获得制服所代表的制度的力量，否则他就是窃取权力者，是穿着制服的制度破坏者，是披着羊皮的狼。
当然，人不是奴隶，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制服，任何一种代表正义的社会制度，都是为了遏制在人类社会中推行狼吃羊的丛林原则。制服所代表的制度，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获得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也就是说，在不违反制服所代表的制度、不藐视制服所代表的制度的力量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警察下了班，可以去钓鱼；医生下了班，可以去写作；侍者下了班，也可以去另一个宾馆享受；学生放了学，可以在家里无法无天——比如我女儿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不断来跟我捣蛋，非要我给她讲大灰狼的故事不可。
八 问题的事故
二十世纪初，是个“问题与主义”的时代，到了世纪中叶，“主义”获得了胜利，于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初，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信仰“主义”的少年，但我却碰到了问题。“问题”有三：一曰“生活问题”，一曰“组织问题”，一曰“经济问题”。我小时候听不懂大人嘴里的这三个问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年轻人，常常受到长辈或领导的关心：生活问题解决了吗？回答照例是：没有。于是受到赞许和鼓励：不要着急，先把工作做好，以后再慢慢解决生活问题。但一个直奔大龄而去的老青年却要受到责备：怎么可以只顾工作而忘了解决生活问题？中国人是重视人伦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便在主义时代也是如此，虽然主义时代清教得很，不能谈婚论嫁，而只能讳言之为“生活问题”。当时的清教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甚至提及“女人”也属下流，只能称之为“女同志”。但既然已经明确归入“大龄”，与“女同志”的问题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同样，这个年轻人也常常会受到组织上的关心，组织上要问的问题，当然就是“组织问题”，但问法与“生活问题”相似：组织问题解决了吗？回答照例是：没有。这是不可能得到赞许和鼓励的，而要受到责备：年轻人，要有点朝气，有点上进心，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来，组织问题要尽快解决。这是组织上的暗示，就像明明是姑娘自己爱上了小伙子，但却一定要暗示和撩拨小伙子倒过来向她求爱一样——尽管这属于“生活问题”的范围，但原理是一样的。正如在生活问题上，小伙子一旦被姑娘相中很少能全身而退，最后只好与姑娘一起解决生活问题，建立一个“生活组织”一样。在组织问题上，年轻人一旦被相中，也同样难以抗拒，最后当然是解决了组织问题，过起了“组织生活”。
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一个人的全部问题就都解决了。一个解决了生活问题的小伙子，与一个没有解决生活问题的小伙子相比，会格外受到尊重。同样，一个解决了组织问题的人，与一个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人相比，会格外受到器重。可见，解决问题比不解决问题要好。但区别也并非没有，比如说生活问题要解决得正当其时，解决得太早和太晚，就是有了“生活问题”。生活问题已经解决后，在生活组织之外另有秘密生活，就是出了“生活问题”。出问题总是不好的，但会出“生活问题”，决不会出“组织问题”，因为组织本身是十全十美的，决不会出问题。
与解决生活问题宁晚勿早相反，解决组织问题是宁早勿晚。因为这往往涉及待遇，常常要排年份，是哪一年解决组织问题的，就有哪一年的待遇。“待遇”一如“黛玉”，是不可不争的。而且一旦争起来，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如果在组织内没有争到满意的“待遇”，而要到组织外捞取待遇，那就是出了“经济问题”。而出经济问题的原因，大概也不外乎是为了某个“黛玉”。所以我常常听说，某人出问题了。问曰：什么问题？答曰：生活问题。或曰：经济问题。不过，经济问题大抵与生活问题有关。这就是我们的由“组织”全面控制起来的，“组织”起来的“经济”下的“组织”起来的“生活”。
现在是淡化“主义”，重新研究“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新世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