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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兼工分隶行草及金石篆刻，又兼医道超群，人称“学问志节为国初第一风流人物”。汪士鋐早年善真行，蝇头棍书，精妙绝伦；晚年尚慕篆隶，名重一时。王澍以善书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书法专学欧阳询，火候纯熟。张照由于继承董书遗风，颇得康熙帝垂青，评价甚高。他右手左手兼能，时称造化手。郑燮不仅以“怪”名垂画史，书法亦堪称一怪，他把真、草、隶、肇融为一体，自谓“六分半书”，其书怪而不失法度，古秀独绝，有乱石铺路之誉。金农书以拙为妍，以重为巧，看似未佳，实笔笔出自汉隶。刘墉处于帖学碑学交替之际，被称为融汇历代诸家书法之集大成者。笔笔力厚骨劲，气苍韵遭，极为后代书论家推重。梁同权书笔力纵横，年九十书无苍老之气，远至日本、琉球、朝鲜诸国，都以得其片缣以为幸。王文沾书专取风神，稍有浮浪，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之称。姚鼐为清文坛“桐城派”巨将，晚年工书，笔致超然，品质精妙。翁方纲书谨守法度，尤以小真书工整厚实著名。钱沣为人正直不阿，不惧和ㄊ疲榉缰北蒲掌皆挥紊窦娴谩�
（五）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到明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各手工行当的技巧皆臻于完善，审美设计水平也达到极高的层次。清代在继承明传统的基础上虽有一定发展，特别是民间工艺仍显出很强的生命力，但开始出现繁琐堆饰、格调渐低。
明清官方工艺制度——明代工匠制度继承了元代的世袭制，所有工匠均隶属于工部和内官监管理。工匠们有一定的时间为朝廷服役，在此之外可以自由从事其它职业。据《明会典》记载，明代的工匠有轮班、存留和住坐三种类型。清代初期，废除了匠籍，改变了工匠的服役制度。工匠能用较多的时间进行自己的生产，因而也发挥了创造性。但清代仍有一套严格的手工管理机构，工部专门设有管理各手工业的职官，如掌管营建工作的营缮，掌管五工（银工、镀工、皮工、绣工、甲工）的制造等。
染织工艺——染织工艺在织造技术和染色工艺方面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江南地区形成了“男女勤谨，络绎机杼之声，通霄彻夜”的盛况。
棉纺工艺自从元黄道婆将制棉纺花织布技术由南海带回江南以来，迅速发展。黄道婆的故乡松江明代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有“松江衣被天下”的美誉。棉织品种类繁多，有大布、扣布、稀布、番布等数十种。西北一带则以毛织品为主要生产工艺，产品织造技术很高，构图色彩变化多样。以蚕丝为原料的丝织工艺不仅质地更加精美，而且工艺设计，包括图案花纹造型，色彩组织搭配也都达到更高的审美水平。明代工部专设颜料局，掌管颜料。安徽芜湖是当时全国印染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套染技术进一步提高，所染的色谱日益扩大。民间刺绣工艺，最著名的是上海露香园顾名世一家的“顾绣”。官方对刺绣工艺也很重视，皇室设有绣院，专为皇家制作服饰用品。
清代的染织刺绣工艺以更大的规模、更广的范围发展起来。朝廷在江南等地设置织造局，把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征集到官营工场作工。北京专门设有染织局，掌管“缎纱染彩绣绘之事”。清代刺绣工艺题材广泛，造型新颖，色彩典雅，针法高超，苏绣、粤绣、湘绣、蜀绣、京绣、瓯绣、汴绣、鲁绣等，各有特色。
明清少数民族的织绣印染工艺也很出色。藏族的栽绒织物花纹粗放，有变形换色的效果；西北的地毯、壁毯，西南一带的壮锦、侗锦，苗族的腊染等皆以其独具的审美特点、浓郁的地方风味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陶瓷工艺——明代以前，陶瓷工艺以青瓷为主，多采用刻、划、印花等方法。明代以来，以白瓷为主要釉色，以画花为主要装饰手法。明代制瓷中心景德镇的产品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所谓“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明代彩瓷创造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其中以成化斗彩最有名，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此外，福建德化的白瓷，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品也是享誉天下的精品。
清代对景德镇的官窑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官窑御厂生产供皇家享用的产品，集中了大批优秀制瓷工匠，技术超绝，不断创制出新品种，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清代陶瓷的著名产品有青花、釉里红、五彩瓷、粉彩和斗彩。康熙青花独步天下，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莹澈明亮。除景德镇外，宜兴的紫砂器，广东石湾的陶器及德化的白瓷也在清代陶瓷业占有重要位置。
金属与雕漆工艺——明清金属工艺在前代基础上更为精进。铜、锡、铁制品和金银细工都有所创造，丰富多彩，尤以“宣德炉”、“景泰蓝”闻名中外。“宣德炉”始创于明宣德三年，当时工部为适应宫廷和寺庙作祀祠或薰衣之用，利用从南洋所得的风磨铜铸造了一批小型铜制品，由于其多为香炉式，故称“宣德炉”，其特点是铜质细腻、色彩丰富、花纹精美、造型新颖。“景泰蓝”是在铜胎上掐铜丝，再填珐琅釉彩制成的工艺品，由于它盛行于明景泰年间，釉彩又多以蓝色为主而得名。它制作工艺复杂，是造型、色彩、装饰、精工合为一体的特种工艺品。清代康熙时发展的画珐琅，到乾隆时达到极盛点，但到清末即已绝迹。
明代漆树种植面积扩大，漆器工艺品的制作水平也较前代有所提高。明初，北京设有为皇家制作漆器的机构。永乐时又开设了官营漆品的生产的机构，称为“果园厂”，主要生产雕漆和填漆工艺品。以金粉为装饰的金漆工艺在明代也有发展，主要基地是苏州和鄞县，苏州艺人蒋回回是著名的漆艺高手。清代漆艺更富特色，形成了北京、扬州、福建等制作中心。
雕塑工艺——明清手工雕刻和泥塑工艺各有所长。皇陵大型雕刻石牲，气势浑厚质朴无华，小型的玉雕、石雕、牙雕、竹雕、角雕、木雕、核雕等工艺品种也颇发达。明代在御用监专门设有玉作。清代玉雕技艺更高，乾隆时出现的巨型玉山《大禹治水》重约七吨，构思巧妙，制作工整，栩栩如生。清代石雕以砚，有广东端砚，安徽歙砚，既美观又实用。
家具工艺——“明式家具”是我国古代家具工艺中的精品。在选料、制造、实用和审美方面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北京御用监设“佛作”和“油漆作”，专门制作宫廷使用的家具。民间则以苏州、广东等地为重要产地，依地区不同，称为“京做”、“苏做”和“广做”。不论官制还是民间柴木家具，都以其造型简洁，比例适度，线条舒展挺秀，不施装饰而博得人们的赞赏。清代家具虽继承明式构造上的某些传统，但逐渐趋向雍荣华丽，线条平直硬拐，雕饰过于繁缛。但是，许多民间家具制作仍保持了朴实简洁的风格。
第四节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宋元时代曾经获得重大的发展，许多部门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明朝统治时期，西方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明清时朗，中国逐渐陷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只重其法，不重其理”的旧体系的束缚，也日益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但某些具有自己传统的领域，仍然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后，某些领域逐渐注重科学原理的探讨，得到新的进步。
（一）天文学、数学与地理测绘
一、天文与历法
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后，引起中西学术之争，焦点是天文学。这迫使中国学者重新研究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实际水平，不得不改变“详于法而不著其理”（见王锡阐《晓庵遗书·杂著篇》）的传统体系。许多人努力钻研天文历法理论，从宇宙结构等方面认识天文现象，从方法上使传统天文学得到更新。
明代行用的《大统历》源于元郭守敬《授时历》，到明末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屡次有人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开设历局，由徐光启主持用西洋法编制新历。徐认为用西洋法当先翻译西洋著作，先后推荐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入局译书。到崇祯六年徐光启去世前，据译书编成新法《历书》共一百零四卷。继任的李天经又编成三十二卷，合称为《崇祯历书》。内分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合十一部。徐光启原意是要“镕西算以入大统之型模”（参见梅文鼎《历学疑问》），实际上是一部西洋历法。
《崇祯历书》的编订是官府组织的一次翻译、整理西洋天文历算学著作的活动，对西洋历算的介绍与传播有重要意义。《崇祯历书》与旧历不同处，汤若望总结为四十二条，要点有三：一是天体结构理论不同。《崇祯历书》使用的是第谷的本轮、次轮说，认为日月恒星所在的本轮心沿本天（又称均轮）绕地运转，五星所在的次轮心沿太阳所在的本轮运转（绕日运转），诸曜不同天运行，日、地不同心。由此引出历法中的日月高卑差、不同心差等参数。二是计算方法不同。西法用平三角、弧三角、椭圆法等计算，不似中法只用勾股、圆法。三是观测仪器不同。新法使用象限仪、百游仪、望远镜等仪器，提高了观测的精度，加深了对天体结构的认识。如西法定恒星大小为六等；以银河为小星攒聚而成，不是云气……，都与望远镜的使用有关。以上三点都使西法的精度高于中法。还有一些虽与中法不同，但与精度无大关系的，如西法用黄道度《皇朝礼器图式》天体仪数，分周大为三百六十度，一日为九十六刻等，均与中法不同。此后中国学者加王锡阐、梅文鼎，都通过《崇祯历书》学习西法历算。请朝建立后，改名为《时宪历》，行用了二百余年。
王锡阐（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字寅旭，号晓庵，吴江（今属江苏省）人。明亡后闭门不出，苦攻天文星历之学。主要著作有《历法》六卷，《历表》三卷，《大统历法启蒙》五卷，《杂著》一卷，合编为《晓庵遗书》。
王锡阐正统思想极强，反映到学术上是对西法不能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西法长处有五，当辨者（缺陷）有十，而长处是从中法窃取的，缺陷则导致了它测算的不精确性。但他与一般坚持排教护法的士大夫如杨光先、魏文奎辈不同，他把对西法的攻诘建立在对中、西法认真研究、理解的基础上，所以论西法缺点，常能中其肯棨。其次，他虽在总体上蔑视西法，却不忘西法长处，特别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常表现出对西法的推崇。他的贡献除了阐明中西法的异同、渊源外，还在于他穷三十年精力，自制一部历法，世称“晓庵新法”。长处是既“以中法为型范”，又吸取了西法优点。徐光启曾有此心而无此力，王锡阐把它变成了现实。他的历书利用西学理论对中历的传统方法作了恰当解释，使中法道理大明于世，为清代学者研究占学，开辟了新路。在技术方面，如把日月分为三百六十度，以度分确定日月食复方位；为选择合适参数，“变周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杂著·推步交朔序》），耗费了三十年精力。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曾以大统旧法、西法及自制法对测当年八月朔日食，结果与旧法相差悬殊，与西法所差甚微。
二、数学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宋元间广泛使用的珠算法进一步普及，以解决应用题为征特的商业数学发展起来。西方数学传入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正确认识中西算学的异同，加速西算与中算的融合，清初梅文鼎与梅瑴成祖孙二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九章》系统的数学著作首推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书成于景泰元年（一四五○年）。它的格式除了开篇增加“乘除开方起例”，介绍有关算和数的基本知识外，完全象《九章》那样，按方田、粟米等九项分作九卷，每卷也由若干应用题组成，全书共有一三二九题（包括书首“起例”中的一九四题），比《九章》的二四六题增加了四点四倍多。其中一部分是从古算书中抄录来的，新增题目中如“就物抽分”、“合伙经营”等，多属于商业内容。
程大位著《算法统宗》，成书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分十七卷，收录应用题五九五个。体例与《九章算法比类大全》相同，仍是属于旧算学系统的著作。它的特点是运算全部采用珠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