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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布莱希特等流亡作家同“国内流亡者”作家是一种对称，与纳粹时期一直走红的剧作家豪普特曼等又是一种对称。托马斯·曼借《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之口说：“我有我的德意志民族性，让他们所说的市侩行为见鬼去吧。他们认为他们代表德国，但是我才是德国。让你们的德国彻底毁灭吧，在我这儿她将继续存在。”这里说的“两个德国”是一个涵盖面相当广阔的对称现象。豪普特曼在戏剧《教堂的女儿》首演结束后，挽着戈培尔的臂膀步出剧院，托庇于宣传部长的行为，无论出于安全感还是荣耀感，都与施特劳斯颇相类似。但是，正是这个豪普特曼，在纳粹时期还写了其他一些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剧作，剧中多次出现类似的台词：“疯狂统治世界！”这是他特意为他的时代所做的写照吗？为什么他有两副嗓音？难道他有两颗心？在大剧作家的精神内部，恐怕很难因为清一色的意识形态而彻底清除对称物，譬如正义和邪恶、真实与欺诳之间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战后，驻西柏林的美军因他亲纳粹的政治态度禁演他的剧本，相反苏战区则大演其戏。历史的对称物相继衍生，这是一种饶有意味的现象。学术界也如此，对法学家施米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看法，从战后到现在，一直众说纷纭，结论甚至可以截然相反。格拉斯在小说《狗年月》里暗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说：“这个人和那个人在同一个绒球帽年剪的脐带。这个人和那个人相互对立。这个人和那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在同一个纪念碑的基座上。”其实，相互对立的仅仅是两个人吗？
政治的边界集结了一群又一群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主义，不同的对称性存在。时间的脐带把许多血缘相同而又相隔遥远的人们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传统。传统就是发现。人们可以从传统中感受压力，也可以从传统中获得依靠和鼓舞，不可代替的惟是个人的良知；虽然深厚的历史资源——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精神资源——可以作为后援而被利用，但是，现实中的物质力量的匮缺是无可置换的。当一个时代严重失衡，对称性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挑衅；在庞大的权势者面前，除了给自己增加成倍的责任和勇气，以打破非对称的强势以外，如何可能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倾斜和颠倒？在纳粹时期，德国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倒向了政府一边，正如爱因斯坦形容的，知识分子业已沦为一个不比暴徒好多少的无耻的集体；而正义的一面只有“一小撮”，甚至惟剩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时，我们看到，正是他，“相对论”的发明者，选择了与集体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
亲 人
——叹前苏联知识分子命运之点滴
？ 林子明
“文章憎命达”，一流的文字似乎总与患难结缘。李后主若不是沦为亡国之君，怎能留下“剪不断，理还乱”、“问君能有几多愁”等传世名句？海明威若不是一战至二战一直在动荡的欧洲流离遭逢，怎能写得出《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太史公感叹：“昔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忧患苦难可以激发感悟，促人思考。生离死别比安宁平和更能催生不朽之作。可是假如允许身在苦难的文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安宁平和而不要不朽之作。让思考、感悟离开吧，我们只要太平世道作普通人的权利。诗三百篇并不是“贤圣”愿意写的。
与其化作石像让人瞻仰千年
不如靠着亲人痛哭一晚〔1〕。
1966年，当亘古难再的浩劫降临时，神州大地的不少文化人都选择了沉默。更甚者，将古今中外的名著一一送入了火堆。诗人流沙河作了一首小诗《焚书》：
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柯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柯夫！
可是在北方邻邦，他们的浩劫比我们大得多，那里的文化人却选择了另一种做人准则。
他们身临乱世而挺直腰杆绝不沉默！他们燃烧了生命化成了石像！可是石像啊，你可曾夜半时分听到亲人的啾啾鬼哭？
皮利尼亚克因对伏龙芝在手术台上不明不白的死感到震惊，写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得罪了爱记仇的斯大林，于1938年被枪决。他的妻子玛利亚·索科洛娃、女儿娜塔莎、儿子安德烈从此下落不明〔2〕，皮氏还连累了伏龙芝夫人。当伏龙芝的遗孀得知伏龙芝是被暗害之后，便自杀了〔3〕。
阿赫玛托娃一生没停过她的笔，厄运也就一生缠住她。她的前夫被枪决，后夫死于劳改营；儿子三次入狱，并于1938年被判死刑（后缓刑）。为了探望儿子，她曾经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了整整十七个月的队〔4〕。在《安魂曲》中她写道：“在这种悲痛面前/群山也要让路/大河也得停流”、“我像近卫军的妻子，在莫斯科的钟楼下恸哭”。
茨维塔耶娃被称为二十世纪“惟一能同阿赫玛托娃媲美的俄罗斯天才女诗人”。她那支缪司的笔毒化了她的亲人的命运。小女儿病死，大女儿被捕，丈夫被枪决〔5〕，她自己于1941年上吊，临死前留给儿子一封信：“小穆尔！原谅我……我无法再活下去。转告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他们——我爱他们直到生命最后一息……”〔6〕她至死也不明白丈夫已经先于她离世。而儿子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后来上前线作战牺牲了。
图哈切夫斯基英才勃勃，是红军中少有的儒将。早年战功卓著，为列宁所倚重。只因忧国忧世，多次发表与斯大林观点相抵的军事文章，引起斯大林嫉恨；再加上早年的一些过节〔7〕，于1937年遭到处决。他死后，妻子、哥哥、弟弟被枪毙，母亲与一个妹妹饿死在集中营，两个妹妹被长期囚禁，未成年的女儿关入狱中，全部亲人中只有她与一个姑姑经多年囚禁后活了下来〔8〕。
托洛茨基著作等身，身兼文人与政治家两种身份。他被驱逐出境后，如果能选择沉默，无疑对家人、部属的安全有利。可是他在国外继续写文章揭露斯大林，斯大林展开了残忍的报复，他的亲人几乎全部惨死。被杀害者包括：前妻亚历山德拉、小儿子谢尔盖、大女儿尼娜、大女婿涅维尔松、两个年幼的外孙、小女儿齐娜伊达的丈夫沃尔科。齐娜伊达脱逃到柏林也难逃一死，被苏联特工人员追上杀害。流亡期间一直陪伴托洛茨基并协助他工作的大儿子列夫成了托洛茨基惟一的精神安慰，后来也在巴黎被前苏联特务暗杀〔9〕。最后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全家灭门！
“《诗》三百篇”就那么重要，竟使你们疏忽了对亲人的呵护？
每当看到“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山不幸诗人幸”这类词句，就想起前苏联诗人叶赛宁来：
茫茫的雪原，苍白的月亮，
殓衣盖住了我们这块大地。
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整座树林。
这儿谁死了？谁？莫不是我自己？
——《冬天》〔10〕
叶赛宁于1925年自尽，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年。然而他不仅是二十世纪前苏联最优秀的诗人，甚至可能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优秀的诗人。历尽兵燹饥荒，他的诗才在最后几年如火焰般迸发。“江山不幸”触动他写下了无数断肠名篇，也毒化了他的心灵。死在追逐他，他像溺水者抓稻草般扯着爱，其结果是救不上自己反拖下了别人，他戕害了他爱过的每一个女人。他带来了死亡宿命。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去世周年祭日，叶赛宁的知心女友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叶赛宁坟头开枪自杀〔11〕。
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
你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亲爱的朋友。
即将来临的永别
预言着来世的聚首。
……
这是叶赛宁自杀前割破手指用血写的绝命诗。它是写给谁的呢？起初专家倾向于认为是写给诗人的第一任妻子齐娜伊达·赖赫的，因为叶赛宁一直怀念她。直至若干年后加琳娜的书简被公布，才得出结论：绝命诗是写给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
在同时代人中，很少能有人像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这样如此深刻、如此细腻地领会、感受叶赛宁的诗。
那时是热爱诗的年代。1916年，十八岁的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一个文学晚会上第一次听到了叶赛宁的诗朗诵。叶赛宁的诗“新颖自然，既没有矫饰也不朦胧，它们犹如滢澈的涓涓清流，缓缓流进了她的心田”〔12〕。从此，凡叶赛宁的朗诵，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和她的女友没有一次不去听的。她们每次都买同一个号——第四排十六至十七。她们是如此热烈地鼓掌，以致叶赛宁每次登上舞台时都先看看她们有没有来……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艺术鉴赏力。自从与叶赛宁认识以来，就是叶赛宁诗的第一读者。叶赛宁很重视她的意见，经常同她探讨艺术构思、创作技巧的问题。“她对自己能与叶赛宁在精神上亲密相契而感到自慰”。她从来没有要求叶赛宁许诺什么。据同时代人回忆：“她很聪慧、漂亮……但是，每一次同加丽雅（加琳娜的爱称）相遇，我们首先感受的是她的心灵之美。”加丽雅无微不至关心叶赛宁，所想的只是如何为他创造更好的创作条件，使他的天才得到更大的发挥。1922年，叶赛宁爱上了邓肯，同她去了国外，并在那里结了婚。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她强忍悲痛，默默无闻地将叶赛宁委托的整理、编辑、出版诗歌作品的工作做好。只有细心的朋友才注意到，她“一天天地变得阴郁、忧愁、惘然”。
“您在国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当叶赛宁最终同邓肯分手（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而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回到国内后，面容憔悴、神情忧愁的加丽雅问他。“噢，不，我的朋友，我心里默默给您不知写过多少封信了……”〔13〕听到这样的回答，她脸上慢慢地泛起一丝笑容，眼睛也渐渐恢复了原有的光采。
回国后，叶赛宁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卡加与舒拉住在加丽雅的家中。“在这个和睦安宁的新家里，叶赛宁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加丽雅对正在上学的卡加与舒拉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多年后，舒拉满怀着温暖和挚爱的心情写下了她对加丽雅的怀念。
然而同加丽雅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叶赛宁抵挡不住托尔斯泰孙女索非亚·托尔斯泰娅“如此明显的爱慕”，同她结了婚，两人去了克里米亚。他完全不考虑这又是对加丽雅多大的打击。1925年她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得不到疗养院治疗，出院后又到一个僻静的农村休养。她不断回忆与叶赛宁共度过的岁月。她依稀觉得，叶塞宁迟早会回到她的身边，因为世上只有他们俩能这样默契，却不料很快传来了他的死讯。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原先的计划是写一本关于叶赛宁和他的诗歌的书，她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现在世上最了解叶赛宁的就是她了。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写书过程中，她悲恸过度，叶赛宁的身影似乎不住地在眼前浮现，在召唤她。她终于在叶赛宁祭日那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叶赛宁继续在传播着死亡的宿命？
1927年，由于精神恍惚，邓肯的长围巾一端被卷进了敞蓬小汽车的轮子里而惨死〔14〕。此前一年多，她曾给巴黎报界拍去一封电报：“叶赛宁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1926年1月27日她从尼斯给义女艾玛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艾玛……谢尔盖的死使我深为震动，而我已经为他哭泣了很长的时间。我哭的是，看来他已经耗尽了任何一个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我苦难深重，无休无止，这使我常常想到步他的后尘……〔15〕
死亡的宿命继续在传播。
叶赛宁的前妻齐娜伊达得悉他的死讯后，整整哭了一夜。当初若不是她坚持要与叶赛宁离婚，叶赛宁说不定可以活下来。不过话也可以倒过来这么说，当初若不是她坚持要离婚，她后来也许就不会死得那样惨。
那时他们有个温馨的家。1917年，叶赛宁遇见了窈窕淑女齐娜伊达·赖赫。两人一见钟情，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齐娜伊达当时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