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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树干上各个枝丫的生长不一样，五十年中国文学的不同样式在时间上的显示是不平衡的，虽然在总体上都带有体制化的特点。就散文来说，如果为了便于观察和做出判断，而有必要划分时期的话，大的方面同其他样式不会有太大的分别，可分为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即分别以阶级斗争和经济改革为特征的前后两个时期。但是，倘若把时段分得再短一些，就显出异样来了。在前期，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边缘较为清晰的阶段：整个五十年代为上段，呈灰褐色；中段是六十年代前期，呈橙黄色；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末为下段，呈赤红色。后期也可分为两段，上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至八十年代中期，褪为橙黄色，间有浅绿；下段一直绵延至九十年代，赤橙黄绿青蓝紫，好像全都有了，可称杂色阶段。虽然新旧杂陈，毕竟获得了一种生机。
一九四九年，一个新的政体建立起来以后，富于个人特点的散文突然成了流落街头的无人照管的孩子。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当时，很快就进入了文艺整风。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延安整风在知识分子中间，是集中对付“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这种定位，实质上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化为惟一的“同志”与“敌人”的关系；把丰富的生活集中于“斗争”生活，把人性，爱与同情，人生普遍的焦虑，烦恼和痛苦从文学中给删除掉。我们看到，五十年代有小说，有戏剧，有诗歌，就是没有散文。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文革期间，也还可以找到小说家，样板戏作者和诗人，恰恰找不到散文作家。散文是最容易暴露自己的。作为一门艺术的经营，也要求作家获得一种安定从容的心态；但是在斗争的环境里，他们只能怀着警觉、不安和恐惧。至于艺术，就其对精微与完美的追求而言，本身便具有被描述为小资产阶级的那种纤弱的品格。没有内心的呼唤，没有眼泪，没有微笑，没有企慕也没有怀念，哪里会有散文呢？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粗糙的人事记录，千人一面的批判和检讨，根据首长指示和社论精神蜂拥表态的文字，关于个人的谀词，还有节日的循环交替的礼赞等等，难道我们好意思管它们叫散文吗？由于个人性的长期缺席，它们居然得以以如此的身份，公开出入于文学之门。
大约社会也同个人一样，压抑既久，就需要来一次释放。所以，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是“牛鬼蛇神”每七八年就要跳出来表演一次。这当是敏感的政治家所看到的社会运动的一种周期率罢。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大约受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及“双百”方针的鼓舞，一批杂文家彼此呼应，发表了一批以抨击官僚主义为主的颇见思想锋芒的杂感，尤其是徐懋庸等有数的几位老作家。他们的杂感，同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等，构成五十年代中期文学界的一道十分明亮耀目的风景。然而，春天极为短暂。被文学史家所称誉的“百花文学”，在反右斗争的暴风雨中很快零落成泥，遭到粗暴的践踏。陆定一在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中，明确承诺了多项“自由”，但仍然强调“继续加强”“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态度是一贯的强硬而且明确。这些作品的要害，再度破坏了早经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奠定的“歌颂与暴露”的原则，因此遭到打击是必然的。一九五八年，《文艺报》第二期刊发《再批判》专栏，重新批判王实味、丁玲、艾青等当年在延安放出来的“毒草”，并由毛泽东改写了“编者按语”，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些“反面教材”，显示新老“右派”的文学思想的一致性。这批暴露性作品的毁灭，意味着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再度沦亡。直至八十年代初，才有人重提“干预生活”和“写真实”的口号，有了所谓“重放的鲜花”。
“三面红旗”高扬之处，饿殍遍地，疮痍满目。但也正好因此使文化艺术藉了经济调整和恢复之机，获得喘息的机会。这时，一些作家开始琢磨“自己的写法”；突出的有刘白羽，杨朔，秦牧，还有吴伯箫，何为等。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主题。作为艺术，能为个人所把握的惟是根据上头的需要而准备的具体材料，以及如何使上头喜欢、至少不致招惹厌恶和麻烦的结构形式。主题则是公共的。当作家自动地把自己下降为匠人的角色，便根本不可能产生大艺术。即便如此，他们的写作实践，对于当代散文的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材料方面，秦牧开始引进花鸟虫鱼，杨朔制造“意境”，语言也可以使用长期避忌的“学生腔”，变得有点诗意了。抒情性开始较大幅度地进入散文创作。孙犁吴伯箫多为忆旧之作，巴金冰心杜宣等则把人性人情楔入外事活动题材中去；虽然个人感情的抒写必须通过阶级的过滤器，而对于情感集体化的规范来说，总算是一种突破。此时，还出现了一批类似随笔的东西，著名的有《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作者邓拓吴晗后来被置于死地，廖沫沙虎口余生，这是中国散文史上可记的文字狱故实之一。这些文字，多为文化历史知识的普及文本，手段平平；以作者的官方身份，也都可以保证“思不出其位”的。但是，他们究竟没有忘怀天下，血性沉潜既久，容易为现实问题所激发。材料虽然大抵来自史籍，却也含有不少可燃物质，如说东林党，广阳学派，王道霸道等等，都不能看作是书生的空洞议论，确乎可以灼痛一些权力人物的。
文化大革命消灭了一切私人话语。此时，连极其可怜的技巧性经营也无法持续下去。文学书籍遭到禁毁，刊物停顿；后来陆续出现的所谓创作，也无非是对最高指示的形象演绎，是大字报劝进表和检举信的混合物，充满了肉麻的、凶狠的、阴毒的语言。奥威尔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有连续两代人遭受严重的精神伤害，至少二百年内不可能产生散文。只要考察一下汉民族语境在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中被破坏的程度，可知这位洋人并非危言耸听。
整个前三十年散文乏善可陈。那些被称为“大家”或“大师”的，其实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所有公开出版的散文，基本上没有脱掉“八股”的模式：其一、一样吸取“经义”的原则，旨在宣传义理，是“教训文学”；其二、形式呆板僵化，在破题起讲分段之后，往往不忘“大结”。八股文源远流长，生于宋，长于明，至清而大成。周作人把它看作是老而不死的中国文化的结晶，把它与中国的奴隶性联系起来，说：“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他很是欣赏吴稚晖的说法，即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曾号召反对“党八股”，但是没有绝迹；后来还有所发展，及至文化大革命，则赫然到了“顶峰”状态。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竟相引用个人语录，且用黑体字印刷，还有比这更“八股”化的吗？有八股式体制，必定有八股式思维与文风，这一因果律怎么可能避免！
我们太热衷于大一统了。三十年间，就出版物情况而言，中国散文完全呈一元状态。如果顾及写作的实际情况，或者可以称得上二元。“礼失而求诸野”。私人空间虽然狭窄，但也不能说全然丧失，这样，有部分散文便不能不进入另一向度。这些散文主要包括日记，书信，札记等，可算作“地下散文”。从后来获得出版的情况来看，著名的有“胡风集团”诸分子的通信，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这些文字以思想见长，行文洗炼，个性十分鲜明。此外，还有下乡知青——有人称作“六八年人”——的日记和通信，保留了一代人的行将消失的梦想和爱情，他们的斗争，劳动，思索的痛苦，是受难的时代的一份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忠实记录。
地下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的作者，都是“时代的孤儿”。在我们的文学走向堕落，大批作家自愿或被迫说谎的时候，他们永不背叛自己的命运，默默守护思想的权利，守护文学的第一品质：诚实。在出版物普遍倾向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不惮个人的卑微和处境的艰险，顽强地表达所在的民间立场。这种表达，被命运赋予一种固有的悲剧美。这种美学，与宫廷和学院无缘。它来源于底层生活的无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对于他们，如果哪一天失去了坚忍的对抗，就将失去生活的全部。美学，在这里，是命运，人格，意志，思想和情感的艺术综合体。它不是静观的，而是富于颠覆的动感，富于力度的。这是一种荒海美，深渊美和漩流美。
由于中国没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没有那种与官方对立的思想意识传统，没有民间传播的渠道，独立支持的坚卓者一向是罕有的。因此，地下文学的资源也就十分贫乏，令人痛惜。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不愧为中国文学的精魂。仅举《无梦楼随笔》为例，其分量，就超出了所有“学者散文”的总和。一部当代文学史，如果缺少关于地下文学的记叙，肯定是不完整的，而且是虚伪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个叫作“四人帮”的上层集团，在一个早上顿时消失了。庞然大物的粉碎声，震响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欢乐和希望教人晕眩。官方文学一直趴在地上呆望，一批知青创作的诗歌和小说，则从它的背后悄悄冒出头来，迅疾地走到前面。在一个被外国人称为“北京之春”的一九七九年前后，民间刊物空前活跃。伤口暴露了。此刻，痛定思痛是如此自然。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应该对受害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在一种新的时代氛围里，散文来不及形成它的抒情品格，却由报告文学和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和直白的形式，暴露落在记忆之上的巨大的黑暗。在回顾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状况时，著名作家伯尔指出：“文学一旦越过边界，在其撤回的途中，当然要受到曾给它鼓励者的阻击。在回来的路上，它发现拍肩膀者，那自然是由社会建立的边防军。边防军期望，文学给人以安宁，因为目标确已达到。然而目标永不会达到，文学也永不会给人以安宁，因为文学不承认正在发挥作用的或者已经发挥作用的自由，是自由本身。”他一再强调，“艺术誓越雷池，她不知道什么叫安宁，她不会给人以安宁”。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安定团结”压倒一切。关于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鲁迅所说的“文艺和政治的歧途”呢？但是无论怎样，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开始了。
一批诗歌，小说，电影，戏剧受到了批判。“向前看”与“向后看”，“歌德”与“缺德”这种老调子很快有了新的变奏。连巴金的《随想录》——其实远不是一部深刻的书——也因为良知的发现，遭到某种舆论势力的责难。这位老作家，只要求“说真话”而已。但是，他坦率承认：“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此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多为官方所承认，但是，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到底谁之罪？这是不许追究的。这种奇怪的现象，用左或右的一套话语加以解释，好像都不可思议。可以见到有一条联合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