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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管理传媒受到的另一挑战是科技进步。网络的普及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随着网络在中国三十五岁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国政府管理传媒的手段正在受到严重挑战。估计中国传媒完全受控于政府的局面会在近几年有所改变。
加入WTO组织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拟入WTO，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与大家血脉相连的事情。对于将会出现的情况，也有各种预测。有极度乐观的看法，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竟然出来发言，认为外国大公司进入中国，将会迫使中国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有助于中国消除腐败。
这一判断完全不顾及经验事实。南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大多都是WTO成员国，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贪污腐败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国家，大多形成了政治寡头、经济寡头与外国资本三者对弱势群体的联合统治。这些只要读读报纸及相关文章就可明白，不知何以别的WTO成员国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国的腐败，而中国独享此神效？再则，强龙不压地头蛇，哪怕美国再强大，它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也得入乡随俗，按中国的规矩才能办成事情。根据中国早已成为“寻租社会”这一事实，以及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准入权的既往经验事实，反腐败只能靠我们自己。
可以预期到的是入世以后会加速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变动的阶层分化。如果说适应市场需要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那么拥有这两种资本与资源的人在利用入世的条件上，要比没拥有这两者的人方便得多——说得好听一点，前者有准备，后者没有准备，而机会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入世将扩大中国现在的地区差距其实也同理：发达地区有利用机会的资源与资本，贫困地区没有）
政治精英集团很快会找到一条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最理想道路，知识精英队伍则会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人会更新自己的服务对象。只有经济精英们的道路复杂一些，没有合作价值的行业会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彻底落败（这一点有的行业已看到自己的前景，如电讯业），还有一定市场份额、且有自己品牌的厂家大多会走与外国资本合作的道路，外国资本考虑到此举可降低占领市场的成本，也会欣然合作。而中小企业主，尤其是技术服务较差、只是靠高额回扣拥有一定市场的乡镇企业，则是入世以后最可能被淘汰出局者。
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出台，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上层继续暴富，而中下层人士还会继续边缘化。
从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状态来看，已经形成了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新型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是通过“渐变”——即“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方式完成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也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现在缺乏社会运动，只有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社会运动蕴含着某种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是旨在建立一种新生活秩序的集体性事业。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二十年改革过程当中，其实只有八十年代中后期有过社会运动的萌芽迹象。
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
①〈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③《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
④ 杨海鹏：《权倾一市的乡村巫师》，《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16日。
⑤⑦⑩（11）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⑥ 胡岳岷、朱雅：《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载《长白论丛》（长春）1996年第6期。
⑧本段资料除注明者外来源于：
长平、余刘文：《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第一版。
赵云胜、刘如民：《我国职业灾害的概况和对策》，载《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第1期。
肖希康：《来自煤城染血的劳动安全法制报告》，载《江西劳动》1995年第2期。
河南郏县劳动人事局姬文生、李俊闯：《浅谈私营企业雇工权益被侵害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对策》，《劳动内参》1997年第4期。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
《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6期。
唐灿：《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刘渊源：《展翊厂黑幕重重，打工仔危机重重》，《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28日。
《强令七女工脱裤验身，一台资企业侵害职工人身权益》，《上海法制报》1998年7月22日。
《王法何在，公理何在》，《报刊文摘》1998年7月27日。
⑨《工人日报》1997年2月24日。
（12）刘中伏、张清鸿：《对197起待岗职工犯罪案件浅析》，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5期。
（13）史修贵：《关于“严打”新收押犯中农村青年罪犯情况的调查》，《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3期；张南燕：《农民罪犯的构成思想特点及改造对策》，《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7期。
（14）雷冬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15）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
（16）《全国百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整顿“经济警察”》，《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1998年8月14日。
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
？ 林贤治
如果说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填补水银柱上的空白，要使人为的、或者是基于自我蒙骗的、似乎是现实的燥热冷却下来，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创造新的比例。
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二）
？ 林贤治
上接一
二 干
文学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平均数。对于特定的民族文学来说，时段的长短，对其兴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五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此间，但见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纷纷推举“大师”，罗列“经典”，不禁令人想起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的一段话：“一位找到一块碎陶片的人，传到我们耳中就被说成了一位考古学家，找到两块碎陶片的人被说成了优秀的考古学家，找到三块碎陶片的人便成了一位伟大的考古学家。”这里强调的是价值判断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总的来说，为我们所目睹的被当作常识在大学课堂和各色书刊中展示的中国五十年文学成就，明显是被夸大了的。
就说散文。
按照郁达夫的说法，中国向来没有“散文”之名，现在所用，乃由翻译得来。名是一回事，实又是一回事。早在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就很发达，很有特色，加上史传、策论、墓志、随笔、信札等等，古代散文的分量确实不容低估。郁达夫认为，散文当作Proso的译语而与韵文相对立，不能等同于Essays。看来，他是赞成把散文的限界划得更宽广一些的。文体学专家显然不会认同这种宽容的态度，所以才有“狭义散文”的说法。即使在这名目底下，式样也仍然很不少。要说特点，恐怕最简括的，还是回到个人性上面。首先，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即使作为旁观者，看重的也是个人的眼光；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十分注重所谓“个人笔调”。散文有能力把诗歌的想象力同小说戏剧的事实性协调起来，却不为结构形式所羁限。如果要把写作同时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的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带面具的。
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洪堡特在比较诗歌和散文的时候，说得很有意思：“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精神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自己，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都是从自由天性出发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对此，洪堡特判断说：“如果一个民族的智能特性不够有力，不足以上升到这一高度；或者，如果一个文明民族在智力方面走上了下坡路，其语言脱离了精神，即脱离了它的强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惟一源泉，那就决不可能构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创造变成了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优秀的散文就会濒于崩溃。”个人性的淡出淡入，精神的萎靡与张扬，同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密切相关，也即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周作人曾经说过：“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谓“王纲解纽”，就是“大一统”的崩溃，是自由精神对权力的战胜。但是，这是以崩溃代替开放，而不是真正的开放，即波普所称的现代社会的开放。周作人是就整个前现代社会立论的，破解事实的方法，是地道中国式的“解构主义”。关于散文与自由精神的相关性，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的作者——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福斯特在称引奥威尔的观点时，也指出：“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倒过来看，道路一经切断，散文也就随同思想一起完结了。
当然，极权主义者也不是不可以制造繁荣。在希特勒脚下，就跟随着大群的学者和文艺家；而他本人，也是酷爱绘画和音乐的，尤其瓦格纳的作品。苏联也设立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在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的指挥棒下，仍然产生了大批的电影和小说。他们可以用不断矗立起来的剧院的数目，节目单及演出场次，出版物的用纸量等等当作繁荣的指标；然而，为铁腕所无法掩盖的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是：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批量生产的宣传品，毫无个人性可言。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所谓个人性，其实就是异质性，叛逆性，对抗性。这些权势者，他们怎么可能容忍异议的声音呢？仅仅凭藉这一点，就足够毁掉种种繁荣的神话。
世界上一切真正进步的文学，革命的文学，都是力图保护和鼓励个人的创造性思想的。风行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必须在斗争中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且指出，惟此才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第一国际直至列宁的党，都是允许公开反对派的存在的。鲁迅所以反对郭沫若等提倡的“革命文学”，就是因为不满于他们的那种“惟我是无产阶级”的不容异己的霸气，不满于他们在集体主义的大纛之下对个人性的扼杀，后来对“四条汉子”的态度也如此。因此，在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哪些是主流？哪些是非主流？它们相对应或相对立的中介是什么？它们分别给予自由个体以什么样的地位？
五十年中国文学，大体与整体社会的发展同步。在这里，我们不妨就几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考察。第一是体制问题。二十年前，全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明显滞后。商品经济中的公平均等的原则和自由竞争的机制，至今没有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发生应有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出版事业仍然停留在旧体制内。二、被称为“左”的政治思想路线起源已久，并非始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运动，只能够说，长期形成的一整套残酷斗争的东西到这时候有了恶性发展，更不必说“文化大革命”了。所谓思想路线，其实属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