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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
我没有罪。
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
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
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
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文革”中创造发明的对待“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种种手段，都在他身上使用过。每次批斗会后总有三、五批人到李立三家里，连续不断地审问和威逼李立三交代“罪行”。已经68岁、且患有高血压症的李立三，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头晕，头痛，手脚麻木，站立不稳，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先后5次给党中央写信，除了对他的所谓罪名进行辩诬之外，还请求允许他请假去医院治疗休息几天，待体力稍有恢复，再回来接受群众批斗。但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答复……
5。患难夫妻的生死诀别
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斗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里稍稍喘了口气，顾不得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哆哆嗦嗦提起笔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有落，但最近两个月，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14次斗争我的会，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特别是头痛头晕，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让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革命造反组织有58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力，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一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绝不是什么有意干的反党罪行。在华北局工作十几年来（注：这是指包括从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以后的十几年），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耍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李立三的思绪打断。他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写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头下一塞，还没缓过气来，一群造反派已经汹汹地站在他的身边，不容他给家里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上了汽车。
“造反派”们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私设的牢房里。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斗争会历时3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然“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
6。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真正的知情人为数极其有限，所以始终没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1967年6月22日下午，华北局某造反组织向中央写的“关于李立三突然死亡情况报告”中称：“6月21日下午，××总部即召开斗争会，把李（立三）和李的老婆一起斗了三个小时。斗完后，将李和其老婆交给我联络站，我们将李夫妇同车送回住处，李在车上向其老婆要求给他捎几副药品（硫磺蛋白、降压灵、索密痛）和烟嘴，两人并作了如下对话……”
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
李（立三）：十点来的。
莎：（在）哪里吃饭？
李：在机关吃的。
莎：走了。
李：再见。
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时，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这时，作为秘书的我已去甘肃省农村落户，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追查活动），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