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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左右，我们在宣化搞“四清”的人接到华北局机关的通知，要我们全部立即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于是我在6月24日回到北京。我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他，他把华北局正在前门饭店召开的会议情况简单地向我介绍说，乌兰夫有严重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很大，华北局要调一大批干部去内蒙，你也要去。从此，我在思想上作好了去内蒙的准备，开始参加前门饭店会议上的一些活动。等会议结束后抽调去内蒙的工作组20多人，经过短暂组织准备后，于7月底到达呼和浩特。哪知一个多月后，我又被调回李立三身边继续做他的秘书。就在8月6日我回到李立三那里时，见证了李立三开始遭难的第一个“信号”。
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从复兴门外原中央工业部宿舍骑自行车到东单北极阁三条一号李立三家中我原来的办公室。刚一坐下，李立三就从他的房间走过来。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就对我说，“中央已经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随即把一页用钢笔写的一句话书面通知交给我看。
立三同志：
根据雪峰同志口头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李立三接着深沉地说：“中央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说明我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有错误。办公厅通知我，××不适合做秘书工作，要给我换秘书。我考虑这一段主要是你同我在一起工作，了解这一段情况，还是请你回来好，希望你能帮助我回忆和清算这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你看好不好？”
我问：“中央有领导同志跟你谈过话没有？什么原因？”
李立三说：“接到华北局通知第二天（6月6日）起，我曾经多次给李雪峰和华北局书记处写信，要求谈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找我谈话。”
一个在1921年就加入共产党，连任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并曾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党员，在没有任何人说清缘由的情况下，就凭这个手写的一句话“通知”，被“罢”了官。
3。“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中之一）。
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只“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那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什么“罪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李立三在党的历史上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然而，李立三就是不买账。他以对党负责的态度，以自己正直、无私的优良品格，实事求是地讲述他所知道的干部的历史功过，永葆了自己作为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气度和节操。
4。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的路矿工人中曾广泛传唱着一首长达840多句、其中有歌颂李立三、刘少奇内容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记》。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唱三皇和五帝，听唱一本劳工记；
……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
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
能至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
知事替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
可到了这篇文章中，摇身“变”成了如下模样：
……安源的工人日夜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点至25日0：45点。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
戚：（领着学《最高指示》）
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她在哪里工作？不是你们机关的就不管吗？中国人长了外国相，就不敢斗吗？你们不如“红卫兵”。她的问题大，是大特务（随即指着桌子上暖水瓶的上部说），比如她的问题有这么多，你们揭出的才这么（指着底部）一点点。你们要与外语学院联合搞。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华北局的运动大方向搞错了，你们的矛头不应该对着李雪峰同志，而应该对准李立三。（汇报说，我们力量不够，准备与天津联合斗）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如此一来，社会上的和华北局机关的各派造反组织，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也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都争着抢着要把李立三找去交代问题，进行批斗。“李立三里通外国”、“将老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斗倒斗臭”等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机关里和大街上。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