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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如果李立三的确“存”有安眠药,他也不可能一直带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压根并不知道6月19日那天造反派把他从家里带走后,就不让他回家,会把他关押起来,这是突然行动。
再退一步讲,即便李立三在身上带有大量安眠药,看管人员也不可能不发现。因为,6月20日左右北京的天气已很炎热,李立三只穿一件单衣单裤,是无处可藏的,他的衣袋里少不了香烟和火柴。况且,看管人员又曾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副处长(行政15级干部)王××,他完全有这方面的“专业”常识,怎么可能不对如他们所说李立三这样的“苏修特务”有可能“自杀”而预先设防呢?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米63(与实际的1米78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7。悲剧在李莎身上继续延续着
1967年6月22日,就在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被迫害致死的当天下午,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李立三的家里。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对李莎宣布道:“你被逮捕了!”李莎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一眼望见逮捕证上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签名。
这些人把李莎先是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楼住下。第二天,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志叫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请吧!”李莎无可奈何,只得听从吩咐,随他走出了教学大楼。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时兴的那种警笛呜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黑色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院内驶出来,先是向东,再是向北驶去。车上的囚犯——中国籍俄罗斯人李莎,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两旁有两个公安人员“保护陪伴”。但她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徒。囚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来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没有透明的玻璃窗户,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类似日军时碉堡墙上的了瞭望孔。这就是当时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后来才得知: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煞有介事地大搞起“李立三叛国集团”的专案来。谢富治、康生、江青多次在“李立三专案办公室”的报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等字样。江青更在一份材料上诬称“林莉、孙维世和李莎……是特务关系”。专案组在他们指使下,大搞逼供信,材料越搞越神奇,弄出了一个所谓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有在国外的郭绍唐、国内的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赵洵、欧阳飞、林莉、孙维世、葛拉娘等几十个人。说他们在国内外活动了几十年,目的是要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李莎被单独关押,住进鸽子牢房,插翅难飞。进入监狱后,立即被换上一身黑色囚服,原先的衣着丝毫不见了。看管人员向她宣布:“从现在起,你没有姓名了,只有一个号码,你是77号。”同时要求她每天要正襟危坐于离地面只有8寸高的木板床上,不许靠墙。
就在这一天,李莎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座监狱。但是,母女、姐妹之间,近在咫尺,彼此不知下落。
在监狱中,李莎与审讯人员经常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没有罪,我不能无中生有。
你不老实,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你们迟早会知道,是你们错了。
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好在事实是不能伪造的,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在狱中,专案组逼着李莎交代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逼她承认她是早被招聘的“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这些都被李莎一一顶了回去。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让她站着交代问题,从晚上十时直至下半夜三四点钟,对她轮番审讯,长期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然而,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半句假话。
在伙食方面,对这个所谓的“苏修特务”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吃的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碗底混杂着厚厚的泥沙,表面漂着一层蜜虫。既吃不饱也饿不死。1972年初,毛泽东得知监狱的恶劣情况后,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让犯人在没有疾病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即使讨要玉米窝窝头也是没有。李莎对笔者说:当时看到这样好的伙食,心里想,像这样的监狱,再住几年也没有关系。
在狱中,狱方只允许李莎看《毛选》和《人民日报》,这给她创造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极好机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敲门,向外面的警卫战士请教。战士见到这个外国老太太谦虚好学,大为赞赏,谁都非常乐意教她。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被关押8年的日子里,她曾请求给一本字典学习汉语,监狱就是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想练习书写中国字,但专案组只在让她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给她纸张和笔,而在写完材料后一张不少地要全部收走。李莎对笔者说:“我在秦城监狱蹲了8年,如果他们给我纸和笔,我肯定能学会写汉字。现在,我只是认得汉字,却不会写汉字。”
8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在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笑脸,后来没有审讯,也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寂寞是多么可怕!她日盼丽阳,夜盼繁星,对残酷的现实,无所畏惧;对未来的命运充满希望。8年的铁窗生涯,锻炼了她的意志。她要活着,不是为别人而活,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而活。她有着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追求。她坚信风暴、乌云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
8年的寒霜染白了她的头发,8年的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的丈夫、女儿、同志、学生……
1975年,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以后,5月22日,一位公安人员通知李莎要带她离开秦城监狱。李莎询问:“要我去哪里?”回答:“到山西运城去。”“是去运城坐监狱吗?”“不去坐牢,是去那里养老。”监狱看管人员从李莎进监狱前在银行的存款中拿出200元,为李莎购买了更换的衣服,随即通知李莎,把公物全部整理好,只带上属于私人的物品。李莎本来不想带走任何东西,“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算了”,但又想到为了不忘记这8年的历史,她把狱方发给她的一条贴身棉布内裤带走了。这是8年铁窗的纪念品,十分珍贵。
从秦城监狱乘上了同8年前进秦城监狱时一样的小轿车,在一名女公安人员和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德胜、山西省委组织部女干部韩江兰的“陪同”下,直奔北京火车站,转上了开往山西运城的火车。在途中,李莎向“陪同”人员提问:“李立三现在在哪里?”她们闪烁其词:“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满以为李立三已在运城迎候她,暗怀喜悦心情期待着与丈夫的团聚。
李莎回忆说:“我刚到运城,他们为我安排的住处,只见整洁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有崭新的被褥,还有一双枕头。我实在太天真多情了,不禁想起立三,想到他也可能来这里,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唉!这不是在做梦吧!”
冷酷无情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在做梦。他们没有把李立三早已离开人世的真相告诉她。还是在1976年春节期间,两个女儿获准去运城看望她时,她才得知:就在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头一天(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就已离开人世。这对李莎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怎么也不相信,渡过了那么多折磨的李立三会自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得知:两个女儿都受到株连,与她同一天被送进了同一个监狱,坐了两年牢。母女三人,近在咫尺,却互不知其下落。小女儿在监狱中留下了久治不愈的病根。此时,她还得知李立三的二儿子李人俊在湖南衡阳还被判了死刑,险些送命。
在李莎抵达运城以前,运城地区农科所奉上级的指示,为李莎腾出一住房。这里原来没有围墙,上级拨专款修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尽管有围墙,却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和漂浮的白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接受阳光的自由照射,可以在小院内种花、放养鸡群,还可以到农贸市场上去买来鲜嫩的蔬菜、食品,到商店采购生活日用杂物……
李莎的住处外面,有派出所的人员常年住在那里,对她这个政治犯来说,警卫和监视双重任务兼而有之。刚开始,人们都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政治犯,不敢接近她,背地里都称她为洋婆子。
农科所的人,对李莎是友好的。冬天,住室较冷,他们帮她买来蜂窝煤,生上火炉子,李莎有机会学会了封火炉的技术;李莎要养鸡,有人帮她搭起鸡窝,帮她买来鸡饲料,鸡蛋做到自给有余。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位洋婆子不仅中国话说得很好,还虚心好学。她在学习《毛选》时有不认识的字,有人给她讲解,教她认字。墙外负责监护的公安人员,似乎混淆了“阶级界线”,常到李莎的房里来同她下跳棋,既完成了任务,又使她不感到寂寞。她很快就同那里的群众交上了朋友。
李莎的女儿花300元,给她买来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当地已是奢侈品了。李莎请所里的职工及家属子女到她房间里来看电视。每天晚上,她的房间都挤得满满的,大家有说有笑,和谐欢乐。
就在这种半“流放”的苦中作乐的岁月中,李莎企盼着将来…
第十三章 阳光灿烂的日子
1。做秘书的我给李英男出主意
1969年7月底,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经过整党,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到华北局机关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与我同在办公厅所在的汉沽农场,经常可以见到面。但是,由于我们双方都还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尚未解脱,为避免被说成与“苏修特务”划不清界限,我是不能与她俩姐妹交谈的。直到12月底,我因要到甘肃去工作,一天中午我背着行李往火车站去的路上,碰见她俩姐妹收工回营,我才鼓起勇气对她们说了一句:“我到甘肃去了,你们要多保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