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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１９８９年８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话。）1985年12月19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秦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物上收集到反自由化的材料。
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的一种等级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一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80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学界应当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经济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胡乔木送给胡耀邦、赵紫旧，附信说“值得看看”。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刮起来。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3月14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
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宝剑，开始对新华社做出回应。
3月22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衣补加乃）、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衣补加乃）、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月7日，《世界经济报导》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
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帮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传传部长。2004年３月３０日，朱厚泽在他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１１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第4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要讨论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1985年11月间，胡耀邦就开始考虑起草的问题。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对形势不很乐观。他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大文件很难，只能零打碎敲地推行改革。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就会打开新的局。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３月８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３月９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４月４日在光明日报社，４月２１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４月２２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５月２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至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63、571页）。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总之，精神文明就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种对立，给起草文件造成了很大困难。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提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在1958年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多年的“大锅饭”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点。左派死死抓住十二大这句话不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攻击。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86年1月26日形成了一个比“提纲”更进一步的“要点”，“要点”中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上费了笔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在经常大量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把铁饭碗、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道德，用以反对改革，都是完全错误的。”1986年8月3日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审议的稿中和以后的几次稿都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批印的8月13日提交政治局审议稿中，也没有提十二大这句话。稿件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