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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同邓力群私下议论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了很多啊！”在北戴河讨论时，8月9日，邓力群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不仅搬出了十二大报告，还搬出了陈云、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下带有左的倾向的讲话，说这个文件稿违反了十二大和中央领导人的精神；又说十二大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还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这些“思想政治工作能手”的经验，这个文件没有吸收这些好经验，联系实际不够；还说“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的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讲座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极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1980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我们的文件不能被他们抓住一点作为他们的工具。”（《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76－605页）
9月7日，邓力群又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政治局常委，同时附一封信。信中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稿“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表现不够。”“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化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们已经了解主要情况。”他在信中还说：“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清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上，第607－609页）
陈云支持邓力群的修改意见，9月10日，他在邓力群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上，第610页）
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意见不仅没有表示同意，还拿起笔来删去了一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警告过的。”（同上，第629页）
邓小平赞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9月15日，邓小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对。”胡、赵的意见就是认为再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合适。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办公室电告写作组：小平同志又看了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9月17日上午，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向起草小组谈起他和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是放。（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不仅否定了邓力群的意见，9月18日还专门找邓力群谈了一次话，批评邓力群“想把文件向左的方面拉。
”“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对。”警告“你和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力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事后邓小平在一个小会上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11－620页）
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时，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争论，但开始还不是争论的焦点。胡耀邦主持的稿件也写上了一段话：“搞资产阶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点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方面的，防止有人任意扩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
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写反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得知邓力群等人又要拿出一个修改稿，要求讨论。朱厚泽感到为难，他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回北京后就要讨论了，怎么办？”胡启立说：“老爷子已经有态度，就这样了。他还要吵，那就摊牌吧！”胡启立说的“老爷子”是指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态度估计很乐观。
９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９月２８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胡耀邦主持。由播音遇念了一遍决议稿，话音刚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81－182页）
邓小平这一段讲话是被陆定一的发言激起的，是被中顾委为陆定一的热烈掌声激起的。事先他没有说这样话的准备。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邓力群对这个决议也很不满意。他写道：“《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可以利用。自9月份《决议》作出以后，自由化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八28页）
显然，邓力群把发生十二月学潮的原因归结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违背事实的。
第5节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１９８６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１９８６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隐蔽化了。１９８６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１９８６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涌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１２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２０多场。
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３８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骚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１１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１２月１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１２月４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８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