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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5月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
第2节１９８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１９８６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潮的平息，邓小平感到局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６月１０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
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１９８０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６０页）
６月２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１６４页）
７月１２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有的文章思想相当解放。研讨会结束时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７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７月３１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９月３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7６页）
９月１３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上，第177页）
９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上，第178页）
１１月９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上，第179页）
９月５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如此集中、如此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出语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了坚持了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忠诚”。“第二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１９８６年７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８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和7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１９７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９月８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着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告会。可以容纳５０００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座。在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于报纸的讲话广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革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3节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1986年，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想寻机向改革者挑战，但是，这一年改革思想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没有翻起什么大浪。只有两个政治小浪花可以花费一点笔墨：“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上书”。这两个事件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秦柳方，生于1906年1月7日，早年参加革命，但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两次参加共产党，两次参加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八办”（即财经办公室）学习组长。10干部。后在社会科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随时记录孙冶方的言论向中宣部汇报，为孙冶方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重要根据。进入八十年代，他觉得改革开放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圣洁，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所以，他十分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地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2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送给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其中可能有马丁的文章。
马丁写了什么文章？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很引人注意。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笼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12月9日和10日出版的第49期《北京周报》上，刊登了马丁文章的译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1985年12期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
马丁文章的读者范围在逐步扩大，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
1985年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中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仪：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观判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闫锡山的秘书。（１９８９年“六四”后傅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
《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１９８９年８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话。）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