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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的，只有美国的一些城市可与之一比。在卡皮托尔神殿（the Capitol）附近，屋顶已经达到山鞍的高度。但是，宏伟的城市群总是寄寓着可悲的贫穷和堕落的习惯，那些阁楼和跃式屋顶，那些地窖和后院，正在培育着新型的莽夫——在巴格达和巴比伦，在提诺契特兰和今日的伦敦与柏林，都是一样。狄奥多鲁斯（Diodorus）说到，有一个被废黜的埃及国王，就屈驾住在罗马的一个此类破败的高层公寓中。
但是，在这类发展中出现的那些不幸、强迫甚至清晰可见的疯狂情形，都不能抵消那些恶魔式的创造物的吸引力。命运之轮必要转到它的终点；城市的诞生也就注定了它的死亡。开始与终结，农民的茅舍与公寓群，相互间的关系就犹如心灵与才智、血气与石头。但是，“时间”决非一个抽象的词语，而是一个表示不可逆性的现实的名称。在此只有向前，决不会有向后。很久很久以前，乡村孕育了村镇，并用自己最好的血液养育了它。现在，大城市把乡村吸干了，不知饱足地、无止境地需要并吞食着新鲜的人流，直到它在几乎无人居住的乡村荒地中力竭而死。全部历史的这一最后奇迹那罪恶营身之美艳一旦俘获了一个牺牲品，就决不会放他走。原始村民能使自己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到处漫游，但是，理智的游牧民永远也做不到这样。对大城市的怀恋比任何一种思乡病都更醒目。对他来说，家就是这类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但甚至最邻近的村落也成了陌生的异域。他宁可死于人行道上，也不愿“回”到乡村。甚至对于这种浮夸的厌恶、对于华灯艳射的厌倦，还有最终令许多人难以自拔的厌世感，都不能使他们走向自由。他们把城市带到山岭或海洋。他们在内心里已经失去了乡村，而且将永远不能在外面重新得到它。
使世界城市的人们只能在这种人工的立足之地上生活下去的原因，是由于在他的存在中，宇宙节奏的脉动越来越微弱，而他的醒觉意识的张力却越来越危险。大家必定还记得，在一个小宇宙中，是动物性的、觉醒的方面跟着植物性的、存在的方面，而不是相反。节奏与张力、血气与才智、命运与因果，彼此间的关系就好象繁花盛开的乡村对石头堆砌的城市、自在的存在物对依赖的存在物一样。没有宇宙脉动所激活的张力，生命就不过是走向虚无的过渡。但文明不是别的，就是张力。在各种文明的所有杰出人物那里，头脑仅仅为一种极限张力的表现所支配。智慧不过是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一种理解力，而在每种文化中，这类头脑则是文化的最后人物的类型——我们只要把他们和偶然出现在大城市街道生活漩涡中的农民的头脑比较一下就明白了。还有，农民的智慧是“柔顺”，有着母性的机智和直觉，和其他动物一样，它是基于所感觉到的生命脉动，从这种智慧，经由城市精神，发展到世界都市市民的理智——这个刺耳的字眼正好透露了古老的宇宙基础的消亡——这一发展亦可描述为命运感的持续减弱和基于因果律之运作的需要的无限制的增长。理智是通过思想的运用去取代无意识的生活，这一运用固然熟练，但却缺乏生气，贫乏无力。理智的面貌在所有种族中都是一样的——而在其中不断退化的东西，正是种族本身。对存在之必然性和自明性的感觉越是微弱，“阐明”的习惯便越是发展，醒觉意识中的恐惧感便越是要通过因果方法来使其平静下来。由此，知识同可证明性合而为一了，而科学理论、因果神话就取代了宗教。由此，抽象的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纯粹因果律就与乡村的以物易物相对立，后者是节奏的脉动而不是张力的体系。
张力，当它已成为理智的时候，便对再创造的形式一无所知，而只知道世界城市所特有的形式——亦即，缓和、放松、娱乐。真正的游戏、生活的喜悦（joie de vivre）、愉快、陶醉，都是宇宙节奏的产物，其本身在本质上不再是可理解的。但是，用相反的东西——有意识的和蓄意的愚弄——去缓解繁重的和紧张的脑力劳动，用体育运动的身体紧张去缓解智力的紧张，用感觉的“愉快”追求和精神的“刺激”追求，如赌博和竞争，去缓解身体的紧张，用有意识地欣赏神秘主义去缓解日常劳作的纯粹逻辑，所有这些乃是一切文明的世界城市所共有的。电影、表现主义、通灵术、拳击比赛、黑人舞蹈、扑克和赛马——所有这一切在罗马都能找到。其实，明白人也可以把他的研究扩展到印度、中国以及阿拉伯的世界城市中去。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人读了《爱经》（Kama…sutram），他就会懂得佛教何以也能投合人们的趣味，接着，他就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克诺索斯宫殿中的斗牛场面。毫无疑问，作为那些场面之基础的，是一种崇拜，而在这个崇拜之中，遍布着一种风味，就像罗马大竞技场附近流行的伊西斯崇拜中遍布着一种风味一样。
所以，当存在完全地失去了根基，而觉醒的存在完全紧张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现象突然出现在历史的亮光之中，这一现象早就秘密地酝酿成熟，只是现在才出来结束这出戏剧——这就是文明人的不育状态。这不是能够把握为一种简单的因果律那样的东西（就像现代科学十分自然地试图把握的那样）；它应被理解为一种本质上向死的形而上的转折。世界城市的最后人类不再想活下去——作为一个个体，他可能对生活还有所依恋，但作为一种类型，作为一个集合体，情形就决非这样了，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那以一种深刻的、不可言喻的恐惧来打击真正的农民的东西，那种认为家族和名号可以灭绝的看法，现在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血缘关系在可见的世界中的延续已不再是血统的职责，而作为谱系中最后一员的命运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劫数。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这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了，而主要地是因为处于强度之顶峰的理智再也找不到需要有孩子的理由了。读者可以试着用农民的心灵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从原始时代起就坐在自己的地盘上，他牢牢地抓住他的地盘，用他的血气坚守着它。他作为他的祖先的后代和作为未来后代的祖先，生根在土地上。他的房屋，他的财产，在这里不是意味着人与物在一短暂的时间内的暂时联系，而是意味着永恒的土地和永恒的血统的一种持久的、内在的结合。只有从这一神秘的定居信念中，循环的各个重要的转折阶段——繁殖、生和死——才会派生出形而上的惊奇因素，这种因素集中体现在一切束缚于土地的人们所具有的习俗和宗教的象征主义中。对于“最后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复返的过去。理智和不育在旧家族、旧民族和旧文化中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每个小宇宙中，那过分紧张和受到束缚的动物性因素在蚕食植物性的因素，而且也因为醒觉意识认为存在一般地要受因果律的调节。理智的人最有意义和最有特色地标识以“自然冲动”或“生命力”的东西，他不仅知道，而且还从因果关系上加以评价，并按照他的判断在他的其他需要中给它指派一个位置。当一个有高度教养的民族的日常思想开始认为“生儿育女”是一个赞成或反对的问题时，重大的转折点就来到了。因为自然对于赞成和反对一无所知。任何地方，只要生活在那里是现实的，那里就盛行一种内在的有机逻辑，一种“彼物”，一种冲动，它们根本上独立于醒觉的存在及其因果的关联，甚至根本不能为醒觉的存在所感觉到。原始民族的旺盛的生育能力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现象从未被人思考过，亦很少有人从它的有用性或无用性加以评判过。当必须把理性应用到一个生活问题的时候，生活本身就变得有问题了。在那个时候，对生育的数量开始加以谨慎的限制了。在古典世界中，这种措施被波利比乌斯（Polybius）哀叹为希腊的祸因，但甚至在那个时候，这种措施就早已被许多大城市采纳了；接着，在罗马时代，它变得惊人地普遍了。最初，人们还用时代的经济困难加以解释，但不久，便根本不需解释了。在那个时候，在佛教的印度和在巴比伦一样，在罗马和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一样，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女人，不像农民和原始人那样是要她做自己的孩子的母亲，而是要她做他自己的“生活伴侣”，因而，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接着，易卜生（Ibsen）式的婚姻出现了，这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在那里，男女双方都是“自由的”——亦即说，是理智的自由人，摆脱了血统想要延续自身的植物性要求；因此，萧伯纳（Shaw）这样的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除非妇女抛弃她的妇女性、她对丈夫的义务、对儿女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对法律的义务、对除了她自己以外的每个人的义务，否则她便不能解放她自己。”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所渴望的整个天职，都包括在“母亲”这个词之中。但是现在，出现了易卜生式的妇女，出现了从北欧戏剧到巴黎小说所呈现的整个大都市文学中的女志士和女英雄。她没有孩子，她有的是精神的冲突；婚姻只是她为了获得“相互了解”所启用的一种精巧的艺术。这种不愿有孩子的情形，无论如美国妇女那样，是为了不愿错失游乐的机会；或如巴黎妇女那样，是害怕她的情人离她而去；或如易卜生式的女主角那样，是为了“属于自己”，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她们都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同样的事实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同样的论点，在亚历山大里亚、罗马也都能看到，事实上，在其他的每个文明社会里都能看到——尤其明显地，在佛陀成长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希腊主义时代和在19世纪，如同在老子时代及斫婆伽派（Charvaka）的学说中，都有一种反对生育的理智的伦理，也有一种有关娜拉（Nora）和娜娜（Nana）的内心冲突的文学。“望族”在维特（Werther）时代还是一个十分受尊敬的景观，现在已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现象了。对于大城市来说，有多个孩子的父亲乃是讽刺画的主题；易卜生不仅没有忽视这一点，反而在《爱的喜剧》中加以表现了。
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已经证明因果律与历史无关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便是人们所熟悉的古典文明的“没落”，这一没落早在日耳曼移民入侵之前就已自行完成。罗马帝国享尽了最完整的和平；它是富足的和高度发达的；它是组织完善的；它拥有从涅尔瓦（Nerva）皇帝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的一系列统治者，这是其他文明的恺撒主义所不曾有的。不过，其人口却迅速地和大批地减少。奥古斯都的有关婚姻与子女的严厉法律——其中的婚姻法（Lex de maritandis ordinibus）使罗马社会感到沮丧不亚于瓦鲁斯（Varus）军团的灭亡——大量的收养、不断用野蛮人出身的士兵去填补被抽空的乡村、涅尔瓦和图拉真对穷人家的孩子的大量食物施舍——这一切都不能制止那一进程。意大利，接下来的北非和高卢，最后还有西班牙，它们在早期恺撒们的统治下还是帝国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现在都变得空虚了，荒凉了。普林尼（Pliny）的名言——直到今天，这句话还常常被富有意义地引用来说明与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老实讲，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也毁灭了各行省”——颠倒了进程的顺序；如果农民没有被吸纳到城市里去，没有放弃他们的土地（即便不是公开地，至少也是发自内心地），那么，大地产永远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最后，在公元193年佩尔提纳克斯（Pertinax）的法令中，可怕的真相被暴露了，依据这个法令，在意大利或各行省的任何人都可以占有无人照料的土地，如果他耕种这块土地，它就是他的合法财产。历史研究者只要严肃地关注一下其他文明，也能到处发现相同的现象。在埃及新帝国时期，尤其是从第十九王朝以后，人口减少的现象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