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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指城市的人民。民主是城里人要求农民也具有与之相同的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革了文化青春时期的伟大宗教，在贵族和僧侣的旧宗教以外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即第三等级的宗教，那就是人文科学（liberal science）。城市领导并控制着经济的历史，以不同于物品的货币的绝对观念取代了与乡村的生活和思想永远不可分的土地的原始价值。乡村自古就有一个词来表示物物交换：“以物易物”（barter）；即便被交换物是贵金属，交换过程的基本观念仍不是货币——就是说，它并没有从货物中把价值抽象出来，把它固定在金属的或虚构的量中，以便把货物当作“商品”来加以衡量。在文化的青春时期，沙漠商队的远行和北欧海盗的航行是在乡村居民区之间进行的，具有以物易物或掠夺之意，而在文化晚期，则是在城市之间进行，这意味着“货币”。这正是十字军远征以前的诺曼人和十字军远征以后的汉萨人（Hansa）及威尼斯人之间的区别，是迈锡尼时代的水手与希腊后来的拓殖时期的水手之间的区别。城市不仅意味着才智，而且意味着金钱。
很快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达到这样一种有力的地步，以至于它无须再去抵御乡村和武士精神，而是相反，它变成了一种zhuanzhi，乡村及其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对它作着绝望的自卫斗争，既在精神方面反对民族主义，也在政治方面反对民主政治，还在经济方面反对货币经济——这时，一个新的时代便到来了。在这个时期，历史上真正居有支配地位的城市的数量已经变得很少了。由此，在大城市与小城市或城镇之间，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区别——其中首要的是精神上的区别。后者十分有意义地被称作乡镇（country…town），它是不再共同起作用的乡村的一部分。在这种城镇中，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并没有缩小，不过这种差别比起它们与大城市之间的新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乡村的不露声色的敏捷性和大都市的智慧是醒觉意识的两种形式，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又一次很明显，重要的不是居民的数量，而是精神。还有，很明显的是，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总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在那里，差不多属于乡民的残余住在街旁的侧路上，完全就像是住在乡村一样，并且，街道两旁的人们的关系几乎就像是两个村子的人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一种正处上升的市民精神的金字塔，随着数目的减少，视野变得越广，这金字塔从那种近似农村的因素开始，逐层缩小，直到塔尖少数的属于真正大都市的市民，对于这种人，他们的精神哪里得到满足，他们就在哪里感到舒适自在。
这样一来，货币的概念就获得了充分的抽象性。它不再只有助于理解经济的交往活动，而且还使物品的交换服从于它自己的演变。它对物品的估价不再只是物品双方的事，而是要参照它自己来进行了。它与土地的关系，与土地上的人的关系，就这样彻底地消失了，以至于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城市——“金融市场”——的经济思想中，这种关系完全被忽视了。现在，货币变成了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完全是理智的，只能通过它所使用的金属量来描绘，这种力量的现实性就存在于经济上活跃的上层居民的醒觉意识中，这种力量使关心它的人要依赖它，就像农民要依赖土地一样。正像有数学思想和法学思想一样，我们也有货币思想。
但是，土地是实在的和自然的，货币是抽象的和人为的，它仅仅是一种“范畴”——如同“美德”在启蒙时期的想象中一样。因此，每一种原始的、前市民时代的经济都依赖于宇宙的力量、土地、气候、人的类型，并且和它们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货币作为醒觉意识中的经济交往的纯粹形式，在潜力的范围上并不比数学世界和逻辑世界的数量更受现实的限制。如同有关事实的观点并不能妨碍我们随意建构出多种非欧几何一样，在发达的大都市的经济中，对于“货币”的增长或——比如说——按其他的货币维度去思考，人们不再能提出任何一致的异议。这和可获得黄金的能力或黄金在现实中的任一价值毫无关系。没有一种标准或一种物品可以拿来对波斯战争时期塔伦（talent）的价值与庞贝在埃及所掠夺的塔伦的价值进行比较。就人是一种经济动物而言，货币已经变成了醒觉意识的一种活动形式，在存在中不再有任何的根源。这就是货币对每一刚开始的文明具有巨大的力量的基础，因为文明总是一种无条件的货币霸权，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这也是货币缺乏稳固性的原因，这种缺乏最终导致了它的力量和意义的丧失，以至于到最后，例如在戴克里先时代，它从行将终结的文明的思想中消失了，土地的原始价值重新归来取得了它的地位。
最后，在那里，完全解放了的才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象征和容器，这就是世界城市，而世界历史的进程，便以此为中心，通过自行终结而告结束。在每一文明中，总有那么几个大地方要剥夺和贬低其自身的文化所依托的整个大地，将后者轻蔑地称之为“行省”（provinces）。所谓的“行省”，现在是无所不指——乡村、城镇和城市——但有两、三个点除外。再也没有贵族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蛮人、信徒与非信徒之分，而只有世界公民（cosmopolitans）和行省居民（provincials）之分。在这一对比面前，所有其他的对比都显得黯然失色，它支配着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所有的世界观。
在所有的世界都市中，最早的两个便是巴比伦和埃及新帝国时期的底比斯——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尽管光辉照人，但只能算是埃及的“行省”。在古典世界中，第一个世界都市应当是亚历山大里亚，它使得古希腊一下子降格到行省的水平，甚至于罗马，甚至于重建的迦太基，甚至于拜占廷，都不能超过它。在印度，优禅那（Ujjaina）、曲女城（Kanauj），尤其是华氏城（Pataliputra），这些大城市甚至在中国和爪哇（Java）也是大名鼎鼎；至于阿拉伯世界，在西方，每个人都知道巴格达和格拉那达的神话传奇所带来的声誉。在墨西哥世界，乌克兹马尔（Uxmal）（建于950年）似乎是玛雅帝国的第一个世界城市，但是，随着托尔特克人（Toltec）的世界城市特兹库科（Tezcuco）和提诺契特兰的兴起，它便下降到行省的水平。
我们不要忘记，“行省”这个词最初出现时，是罗马人描述西西里所使用的一个宪法上的名称；事实上，西西里的被征服，正是一个曾经的著名文化景观下降为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对象的最早例证。叙拉古是古典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当罗马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乡村城镇的时候，它就已经很繁荣了，但是后来，面对着罗马，它变成了一个行省性的城市。与此相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德里和教皇的罗马，在17世纪的时候还是欧洲城市中的领头羊，但从18世纪初开始，便被世界都市巴黎和伦敦压下去了，降格到了行省的水平。还有，在1861～1865年内战期间，纽约崛起升到世界城市的地位，这也许是19世纪最具深长意味的事件。
城市的心灵（3）
五
“世界都会”（Cosmopolis），就像巨大的石像，矗立在每一伟大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终点。文化人在精神上是由乡土塑形的，他被自己的创造物即城市所掌握和拥有，而且变成了城市的动物，成了它的执行器官，最终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石料的堆积就是绝对的城市。它的意象，出现于肉眼的光的世界中，极尽宏伟壮丽之能事，把确定的既成之物的全部高贵的死亡象征囊括殆尽。哥特式建筑中那弥漫着灵性的石头，在历经千百年的风格演化之后，已变成了这种恶魔性的石头荒漠的毫无心灵的死物质。
这些终极的城市完全是智性的。它们的房屋不再像爱奥尼亚式和巴罗克式的房屋那样是过去农民的房屋的派生物，从后者那里，文化把自己的青春时期带进历史之中。一般地说，在这类房屋中，灶神、门神、家神和财神不再有任何立足之地，它们仅仅是一些由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血统、由于商业精神而不是由于情感所形成的屋宇。只要火灶作为一个家庭实际的和真正的中心还具有一种虔敬的意义，房屋和土地的古老关系就还没有完全熄灭。但是，当那个东西也随着其他的一切而归于湮灭的时候，当房屋的海洋中成群的房客和投宿的旅客也像“前”时期的猎人和牧民一样，过着从一个藏身之处到另一个藏身之处的漂泊生活时，理智的游牧民就完全发展起来了。这种城市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世界本身。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人类的住处，城市才有意义，而房屋仅是构成城市的石头。
如今，以教堂、市政厅和高山墙的街道，以及古老的城墙、尖塔、和城门为其哥特式的核心的成熟的古城，已被巴罗克时代成长起来的，那些更为辉煌、更为精致的贵族庭宅、宫殿和礼拜厅所环绕，开始在各个方向、以无形式的堆积四处泛滥，并以成倍增加的兵营式的公寓和实用建筑蚕食着日趋衰落的乡村，还通过拆除和重建而摧毁了古老时代的高贵景观。我们若是从一个古堡上向下俯视那房屋的海洋，便可从这历史存在的僵化形象中感受到，这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它标志着有机成长时代的结束和无机的、因此漫无节制的无限堆积过程的开始。另外，如今还出现了那种人工的、数学的、完全与土地隔离的产物，即城市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城市，它们纯粹只是一种心智的满足。在所有的文明中，这些城市都同样地追求一种象征着无心灵状态的棋盘形式。整齐划一的长方形块体曾使身处巴比伦的希罗多德和身处提诺契特兰的科特兹（Cortez）惊讶不已。在古典世界中，“抽象”城市的系列始自图里城（Thurii），它是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在公元前441年“设计”的。随之出现的是普赖恩（Priene），它的棋盘式的构图完全忽略了地基的起伏；以及罗得斯和亚历山大里亚。它们转而又成为帝国时代无数行省城市的典范。伊斯兰的建筑师自公元762年起开始建设巴格达，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个巨城撒马拉（Samarra）也按照计划建成。在西欧和美洲世界，1791年，华盛顿的设计是第一个此类的著名例子。毫无疑问，中国汉朝和印度孔雀王朝的世界城市也具有与此相同的几何样式。甚至在现在，西方文明的世界城市也远未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我认为，到公元2000年以后，为一千万到两千万的居民而设计的城市将扩展到乡村的广大地区，其建筑物将使今天最大的房屋也黯然失色，那时候，对交通和运输的考虑，我们今天的人会认为空想得近似于疯狂。
甚至在其存在的这种终极形态中，古典人的形式理想仍是有形的点（corporeal point）。我们现有的巨大城市表明，我们对于无限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偏向——我们的郊区和花园城市已侵入到广大的乡村，我们有巨大的星罗棋布的道路网，而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我们有受到控制的、迅捷的交通工具，遍布在又直又宽的街道上、地下及空中；可真正古典的世界城市却是力求不去扩张，而是力求变得更加稠密，街道狭窄而局促，不可能有迅捷的交通工具（尽管在罗马的主道上这方面有充分的发展），人们根本不愿意住在郊区，甚至不愿意有郊区。甚至在这个阶段，城市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稠密而完整的σωμα（实体）。在古典早期把乡村居民逐渐吸引到城市中、因而创造了卫城类型的那种杂居运动（synoecism），到了最后又以荒诞的形式再次出现；每个人都想住在城市的中心，住在最稠密的核心地区，否则，他就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城里人。所有这些城市，都只是城内的城镇（cités）。新的杂居运动形成的不是郊区地带，而是高楼（upper floors）的世界。例如在公元74年的罗马城，虽然有庞大的人口，可其周界之小，简直令人可笑——只有19。5公里（12英里）。因此，这些城市形体一般地不再向宽度方面扩展，而是越来越高，向上发展。罗马的市区公寓，如有名的福利古拉公寓区（Insula Feliculae），街道的宽度仅及3至5米（10～17英尺），可其高度却是在西欧难得一见的，只有美国的一些城市可与之一比。在卡皮托尔神殿（the Capitol）附近，屋顶已经达到山鞍的高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