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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蛋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流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子说“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部里有些办公桌空了出来。“这位警备部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按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部分权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严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流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还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这是因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们奔走，现在他们恢复了名誉。波动遍及各个角落，所有流放者心里都热乎乎地：莫非我们也要动一动？莫非我们也……对
可笑！好像这个制度真会发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劳改营教给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个人更是没有必要相信，因为在那里，在宗主国本土，我一个近亲好友也没有，而在这里，在流放地，我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许这只是由于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吧。
不错，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厉害，疾病像是监狱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杀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医生都不能确诊我的病。我勉强支持着上课，睡眠时间很少，食量很小。从前在劳改营写下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和到流放地后写的东西，我都必须尽快写成文字并埋在地下。（启程去塔什干的那个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学活动就要结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这才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点上有些苦闷，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没能结婚：这期间我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把这孤独之身托付给她、把我的全部写作和秘密宝藏托付给她的妇女。尽管如此，这整个期间我的情绪高昂、饱满，我是幸福的，没有感到不自由。学校里分上下午两部上课，我愿意教多少节课就教多少节，我在教课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课从不使学生感到厌倦乏味。每天我还可以抽出些时间来写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精神从来不紧张：刚一坐下，笔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写出来。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赶我去替集体农庄创萝卜，我就一直写作，全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还同时开始写小说（十年之后被查封了）。我还有许多素材，够我写很长时间的。至于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后。
我手头有了些钱，便首先买了一所单独的僻静的小土房，定做了一个坚固的写字台。晚上仍睡在那两只空木箱上。我还买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夜间把窗帘拉起来，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透过瀑布般的干扰声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们收听的西方广播，倾听着渴望听到的消息。听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补充了。
几十年的谎言把我们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断也都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话，便不值得花费这许多时间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经无力继续以其智慧和坚定精神丰富我们这些群岛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了。
我的小土房位于村镇的最东头。篱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点微风，就足够人敞开胸膛尽情呼吸了。黄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当空还是漆黑，我都同样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气。土房周围一百米之内没有其他住宅。
我已经安于这种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准备在这里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会在二十年内到来。我是有些估计错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别处去（尽管一看见俄罗斯中部的地图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体内。我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当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库图佐夫在写给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我对你说这些话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要说……你的处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现在远离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绝，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漫游了；你可以冷静地观察自己，从而也就可以对于那些以前往往是透过虚荣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执观念较少的判断。这样，或许很多东西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你眼前。”
正是这样。我十分珍视这种得到净化的观点，因而我也完全自觉地珍视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却越来越不稳定，它已开始动荡。警备司令部现在简直变得可以说和蔼可亲了。它的人员进一步减少，对逃跑者现在规定只判五年劳改，实际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对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宣布今后不必定期向警备司令部汇报，随后又批准他们返回故乡。喜悦和希望扰乱了我们流放地的宁静。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来了一个“阿登纳大赦”。在这之前，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曾征得赫鲁晓夫同意释放所有的在押德国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便下令释放他们。可这时忽然发现有点荒唐：德国人倒是全释放了，而给他们帮过忙的俄国人却仍在眼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但是，这些人大就是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当过伪警察和村长的，还有弗拉索夫分子，公开宣布赦免他们又似乎不妥。怎么办？最简单的还是按照我国言传工作的一般原则办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笔带过。于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个不是＃目的、“什么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只在《消息报》一份报纸上发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没有发表任何
评论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
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
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
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
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
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
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
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
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
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
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
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
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
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
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
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来，第二件，也
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应该在那里一直住下去，哪里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命运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么劫数推动他结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难始终听从理智的声音。一块小木片很难不漂向整个水流流去的方向。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很长时间毫无所知。（到了给科克切列克的人们传达它的时候，也还是对我们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们是从英国B·B·C·电台得知的。）但是，只须普通公开报纸上刊登的米高扬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我立即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来。
于是，我写了复查申请书。
春天，便开始取消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全体囚犯的、刑满之后的流放刑了。
这时，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开清澈的流放地，进入了混浊的世界。
当一个原来的囚徒从伏尔加河东回到了河西，当他乘着火车整日在俄罗斯中部＿片片小树林间穿行，这时他会有什么感触？这就不是本章所要写的内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电话询问检察机关对我的申诉有无答复。接电话的人叫我挂另一个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侦查员的声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语气请我到卢宾卡的机关去谈一下。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大街著名的传达室，人们叫我在这里等一等。我猜测这时已经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却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惫的表情，似乎无心地看着一个正在接待室玩耍的、并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测是正确的1穿着便服的新侦查员正站在一旁注视着我！当他已经确信我不是一个凶猛的敌人时，这才走到我跟前来，十分愉快地把我领进了庞大的卢宾卡大楼。一路走着，他已经在不住叹息了：看他们（是谁？？）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妻离子散！可是，白天也开着电灯的、闷热的卢宾卡大楼走廊还是老样子，还是当初我被押着走过时的样子，那时我是剃光了头、腹内空空、几夜没有睡眠，衣服上的钮扣被扯掉、两手倒剪着的。“办理您的案件的那个侦查员叫叶泽波夫，我知道他。您怎么遇到这么个野兽呢？现在他已经被撤职了。”（他现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侦查室里，也正在同样骂我面前这位新侦查员……）“我原先是在海军的反间谍组织‘死灭尔施’工作的，我们那里可没有这么搞！”（从你们那里出过一个叫留明的人！你们那里还有过一个叫列夫申的侦查员，有过一个叫利宾的！）但是，我天真地对他不住地点头：那当然喽！他甚至还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说过的关于斯大林的俏皮话，并且说：“您的话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赞成，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他说：“您在《第一号决议》里写着：‘所有这些任务，没有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个组织吗？”
“不一是！”我事先已经周密地想过这个问题。“‘组织’不是指人们的集合体，而是指以国家的方式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这个意思！”侦查员高兴地表示同意。
这一关过了。
他称赞我描写前线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原来也都是作为罪证归入档案的。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您想要的话，都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去试试能否发表。”但是，我却用一种病人的、几乎是垂危病人的声音谢绝了他的建议；“哪里的话！我早把写作忘掉了。如果还能活几年，我想研究点物理。”（物理学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