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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权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一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
姆一泽是从杰兹卡兹甘押送来的。来时他一文不名——他的钱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管这些，还是取消了他在监狱时得到的伙食供应，把他赶到科克切列克街头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饿死就饿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给他十几个卢布。为此他对我始终感激不尽，总提起这件事，说我救了他。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总记住人们的恩惠。但他也记仇。（例如，他就记胡达耶夫的仇。胡达耶夫曾恶毒地、完全无理地残酷殴打过姆…泽的儿子。这个胡达耶夫原来就是险些成为血腥复仇牺牲品的那个车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么错综复杂！）
姆一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一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重要人物”，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一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一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一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裁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一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妈？！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考，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同执政的“七诸俟”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确，在一个为悲痛所震惊的国家里，为悲痛所震惊的统治者们为什么恰恰必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们释放出来呢？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难道只因为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吗？安葬斯大林之后，他们就开始收买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经根除了犯罪现象”！（既然如此，监狱里关的是些什么人？那岂不无人可赦了？！）但是，他们照旧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隶般地沿着同一条思路思考，所以他们只对流氓和土匪实行大赦，对第五十八条犯人的赦免则只限于“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正派国家的作风推断，会认为规定“五年刑期以下”就会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难友中被判这种“幼儿园刑期”的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可是这样却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老百姓。只是许久之后民警机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大赦出狱的土匪重新抓回来。）
我们科克切列克对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这里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经服满五年“幼儿园刑期”的，但满刑后没有释放，而是未经法院判决就强行流放到这里来了。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流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流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部提出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流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