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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应该哭！监狱总应该教会我们一点什么吧。至少总该教会我们在“契卡格勃”的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吧。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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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出狱后的囚犯
本书有过一章《逮捕》，是否还需要写一章《释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中间能够尝到这“释放”滋味的恐怕连五分之一也没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谁不知道“释放！”是怎么回事？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电影里，描写过多少释放的场面啊：阴森森的牢门打开了，外面阳光明媚，人群的欢呼，亲人们的拥抱。
但是，古拉格群岛的阴沉天空下的“释放”却令人憎恨。因为出狱之后你头上的天空只会变得更加阴沉。“释放”是不慌不忙的（当局现在何必着急？），它就像写花体字时拖着一条长尾巴一样时间拖得很长，这就是它与闪电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处。除此之外，释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对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严寒对液体的突然袭击，那么，就可以说，释放是两次严寒之间的轻微的融化。
它是两次逮捕之间的状态。
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有了“释放”，日后必定在某个地方发生新的“逮捕”。
处于两次逮捕的中间状态——这就是赫鲁晓夫之前四十年间的“释放”。
它也像是抛到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的救生周。＿在从这个劳改营进入另一个劳改营营区之间，你先抓住它在水里挣扎一阵子吧！……
最初的钟声到最后的钟声之间叫做“刑期”，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的中间一段路叫做“释放”。
马雅可夫斯基使劲号召别人羡慕苏联的护照，可是你手里的那张浑浊的橄榄色的身份证被身份证法第三十九条的黑墨水涂抹得一塌糊涂。拿着它，哪个城镇都不会给你上户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会要你干。在劳改营里还有人管饭，在这儿可就没有了。
同时，你却获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谓“来往自由”……
这些不幸的人不应该叫作被释放的人一不，实际上他们是被剥夺了流放地的人。这些人一旦失去恩赐给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会再强迫e已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萨克斯坦沙漠地带去生活在为数众多的自己人——坐过牢的人中间了。不，这些人希望到备受虐待的、稠密的狱外自由人中间去。可是，那里的人们却远远地避开他们，他们将在那里成为带有标记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补人。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斯托利亚罗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从卡尔特种劳改营获释。她不能马上离开，因为还没有领到身份证。但她没有买粮食的卡片，没有住处，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劳改营的朋友们捐助给她的几个卢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劳改营里来。她对警卫人员撒谎说是回来取东西的（这里的老规矩是宗法式的，只要头头答应就行了），于是她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她高兴极了！女伴们围拢过来，从厨房里要来一点烂菜汤，（啊。真好吃！）有说有笑，大家听她讲述她在外面怎样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不，不，还是劳改营里日子好过些。晚点名的时间到了。多一个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后还是允许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须“滚出去”！
斯托利亚罗娃在劳改营时一直积极劳动，不知疲倦。（她是年轻时从巴黎回苏联来的，很快就被抓进监狱。所以现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国的景象！）由于“她劳动积极”，当局以优越条件释放了她：没有限定她必须到什么地方会居住。那些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居住的人总还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民警局无权把他们赶到别处去。但是持有“完全释放”证明的斯托利亚罗娃却成了一只人人追打的丧家犬。各处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户。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过去很要好的熟人家里也只受到茶点招待，谁也不开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车站去过夜。（候车室里糟糕的不仅是夜间常有民警来赶人，而且黎明前清扫时还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此外，大概每个被释放的囚犯都记得自己在大火车站候车室所体验过的恐惧心情：一看到民警走过来，心里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么严厉2民警当然会感觉到此人原先是个囚犯，他马上会问你：“你的证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释放证没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们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权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证件！所以他现在把你的释放证一拿走，你就完了。这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后来，斯托利亚罗娃打算到卢加市的手套工厂去当一名工人，该厂生产的手套幸好不是给工人阶级使用的，而是给德国人战俘用的。这总可以吧？但是，工厂厂长不但没有录用她，反而当众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钻进我们的组织！我们懂得你们这一套！我们读过舍伊宁的小说！”（啊，你这个胖子告伊宁！你噎死才好呢！）
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之都尽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无畏的战士呢！）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菜。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闲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处”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出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部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巴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点儿！别以为你是什么又由公民了！”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在科雷马一带则根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体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马的人要取得进入“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暖和，可以吃饱。今大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份口粮可领，今天则不然：口粮不发了，住处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马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口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感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种“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进去的。
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