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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了。
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2）
我看见黄冑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冑还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也一度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因为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就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爸爸和李可染先生（摄于八十年代）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当时就给我写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去爆撮了一顿。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可我一下子摔了一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匐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的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就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爸常浚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他们的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了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他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这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了叫彦冰，还是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就叫彦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的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就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就叫严冰。弟弟就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哈。后来黄永玉搬来以后，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把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
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就大调整了一番。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浑小子。
第二部分第八章 暑假前后
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当然要是孩子们每天都这么轮流折腾，大人还不烦死了？
我们平时都去上学了，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学校。我和彦冰住在先农坛里的北京育才小学。小宝住在香山慈幼院。这里热闹就热闹在假期里。李可染的太太邹佩珠女士，觉得这些孩子得组织组织，要不他们整天踢土扬烟、爬树上房简直就是天翻地覆。于是和这些家长一说，人人都同意：这帮土匪，都正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岁数，真得上点儿心，就得邹阿姨才能降得住他们。于是每天早晨，孩子们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中院儿里。邹阿姨把他们家的无线电摆在他们家的方桌上，朝着后窗户，正好对着中院。我们大伙先一起做广播体操，然后一起听新闻，听少年儿童节目，听孙敬修老先生甜甜蜜蜜给我们讲故事，好让我们每天安静地在那儿好好坐会儿。
一开始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那会儿北京很多人还称之为：话匣子。李燕和小宝他们两家都有一个日本产的木头壳话匣子。沙贝家的最气派，是苏联傻大黑粗的“波罗的海”牌收音机。当时有这么个大家伙，那就绝对豪华了。黄叔叔家可不一般，不但有带短波的美国无线电，还有慢转留声机。就连我干爹朱老丹家的留声机，还是用手摇来上弦的老式机器，听着还不错，就是老得不断换钢针。可是这钢磨般的东西照样可以听《卡门》，听《如歌的行板》。他家的唱片不少，可都是一分钟七十八转的，堆了恨不得一人多高那么一大摞，那也听不了多久。可黄叔叔家的唱片差不多都是一分钟三十三转的，还用宝石唱针，几乎不用换针了，那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使我们大开眼界。到十点多我们再做一遍广播课间操，做完体操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们简直脚不沾地，还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哥们儿已经开始满世界叫你的名字了，然后互相召唤、喊声四起。那时候，很少有孩子准时回家吃饭。
我们忙得要命，暑假的游戏实在太多了，拍洋画、弹玻璃球、逮蜻蜓、招蝴蝶、粘知了、挖知了猴儿，等等，等等。北京人把蟋蟀叫蛐蛐儿，把蝈蝈叫驴驹子。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我记得驴驹子这话是李燕教给我们的，没准这话是出自山东梁山泊呢。孩子们觉得这么叫着才带劲，你要是非得说字儿话，我们也会。上学都学过：蛐蛐儿应该叫蟋蟀，再酸文假醋些知道也可以叫作促织。
也许你不知道北京人常说：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烟袋嘴镶金边儿——就靠这口儿了。如果让这群孩子张口全用标准普通话，全都按照国务院公布的正音正字表说话，那就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都成了水大爷了，整个一个假模假式。大雅宝全体好汉，不吓死也得恶心死。
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可是如今都是一口地道北京话。黑蝈蝈叫驴驹子，多么形象？和小型的叫驴一样，也那么黑，嗓门也那么大，也那么欢蹦乱跳，不叫它大尾巴驴驹，就真委屈了。那会儿招蜻蜓，也不直接说蜻蜓，北京人统称之为蚂螂。最常见的蜻蜓，因为是黄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