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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的黄土无穷无尽，小蘑菇脑瓜儿里的花样也无穷无尽。我的无本生意前景广阔的美梦在拆除城墙的轰鸣中灰飞烟灭。后来，爸爸自己把玩这些模子的时候，经常莞尔一笑，偶尔叹口气，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个小老头儿而有些遗憾。
后来我爸爸居然把我买的这几十个小蘑菇模子中的几个佼佼者，选到他编的《中国民间玩具》那本书里，还都给它们照了彩色照片，可惜没有小蘑菇的照片，也没有他那所小窑的照片。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了，如果见到一位民间艺术家，一定要问清人家的地址。不能像法国电影的名字那样：没有留下地址。
第二部分第六章 面人汤
我看到这儿，整个就快傻了，这人不得了！和皮诺曹的爸爸一样，简直是个魔术家，大变活人啊！有一天，在大羊宜宾胡同口上，看见一群小孩儿包围着一个小担子，我赶紧过去看看是不是小蘑菇。一看原来不是，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儿，戴着老花镜在捏面人。我一看他插在那里当广告的面人，有孙悟空、有金钱豹，简直就是李燕他爸爸的剧照再现，而且比那剧照还好看。因为第一是立体的，第二是彩色的，第三，那个孙悟空动作矫健生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面人。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我们住在草垛胡同的时候，就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里面。那时候，我爸爸就带来一个老头儿，请他和他的几个徒弟做了一套地道战的沙盘，泥捏的小人，有八路军，有民兵，还有日本鬼子。当时我都看晕了，爸爸告诉我那个老头可不得了，他叫张景祜，是祖传多少辈儿的天津有名的泥人儿张。我想那也难怪，张光宇伯伯给我的橡皮泥，我捏了不少日子，也捏不出这个样子。我爸爸告诉我，这就是民间艺术家。我看这个老头儿做得更好，他的手上满是皱纹，但是干活儿非常利落。他用的面据说是江米面，所谓江米就是南方的糯米。他的面红黄蓝绿黑白，排了一溜。他把不同颜色的面像画画一样，先调好颜色，做出来胖小儿的脸，他用竹签飞快地又按又点，胖小儿的五官就出来了，他用竹签挑了一星黑面，一星白面，一抹一划那胖小儿的眼睛就左顾右盼了。我看到这儿，整个就快傻了，这人不得了！和皮诺曹的爸爸一样，简直是个魔术家，大变活人啊！泥人张就那么不得了，这个老头儿更了不得啊！
当然，面人儿先天条件就比泥人儿细腻，而且面人儿的颜色是事先调在面里面的。而泥人儿是完活以后上的颜色，当然比不了面人儿那么光彩夺人。我那时候岁数小，不明白泥人儿、面人儿各有千秋。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民间艺术家的瑰宝。我就问他：那孙悟空多少钱？他从老花镜上面看了我一眼，说：五毛。啊？那时候五毛对我说来就是天文数字。我说我只有五分，还是我妈给我买冰棍的。他老人家说：五分也行，我也给你做个胖小儿。
我说：大爷，我们家离这儿不远。您到我们家门口，我和我爸说说，让他给我买这个孙猴子，好不好。老头儿这会儿正好没有生意，就挑起担子和我一起到了我们家门口儿。我又说：大爷，我拿这个回家给我爸看一眼，要不他不给我这个钱。
老头儿还有些犹豫，这时候赵大爷正好在门口，就笑眯眯地对他说：放心吧，这孩子就住这个院儿里，他不会蒙你。最多他爸不给他买呗。
老头儿抬头看看这个院子门口的牌子：哦，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好，你快去快回。就真的把那个孙悟空递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举着这个孙猴子，赶紧回家，院儿里的孩子和我说话我一概不理。因为这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一来是我怕把这个贵重的猴子给碰坏了，二来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面人儿做得好得不得了，可是我心里没底。因为我爸这人有自己的一套，过去有些艺术品我以为是好东西，他说都是垃圾；有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小蘑菇的模子，他就说真是好东西。希望这次我真是看对了。我进了屋，爸爸正好在休息，如果他正在画画我去打扰，那是找揍。我看他在那里看书，就过去说：爸爸，你看这个面人儿做得怎么样？我爸漫不经心地扫了那个面人儿一眼，他眼睛立刻亮了，一把就抢了过去。我赶紧说：你慢点儿这是借来的！
他把书放下，举起面做的孙悟空左看右看，说：这个归我了。我说，不行，这个面人儿还没给钱呢。做面人儿的就在门口儿。我爸一听，就说：走，去看看。我爸三步并两步走在前面，我一溜小跑跟在后面。我爸看见老头儿正坐在门口和老赵聊天呢，很高兴，就问道：老先生您好，您贵姓啊？
那老头儿连忙站起来说：免贵，姓汤，汤子博。
我爸爸高兴得像一个孩子，说：原来是您啊，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面人汤啊。
那老头儿赶紧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我爸就说：您这会儿有空儿，来我家坐坐。见到您我真高兴，我上学的时候就看见过您的作品，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见到您哪。
于是，汤大爷就挑起担子进了我们院儿，爸爸把他让进客厅，叫我赶紧去找娘娘给客人上茶。从此汤子博先生就成了我爸的好朋友，我们家的玻璃柜子里从此就摆上了汤先生做的孙悟空力斗金钱豹。还有一个白眉毛的老和尚在静静地打坐，他的眉毛一直垂到他的蒲团上。这只有面人汤才有的手艺，就那根眉毛就够你练多少年。真是无巧不成书，汤子博的儿子汤夙国就在北京男五中念书，正好是我妈妈的学生。我妈妈这才知道他爸爸原来也是个艺术家，于是，就经常叫他来我家玩，有什么事情也叫他帮忙，比如送我回学校什么的，汤夙国当时就是任劳任怨的大哥哥。我爸请汤老先生捏了不少一流的精品，除了孙悟空斗金钱豹、高僧打坐等等以外还有在核桃里的面人——《二十四仙朝王母》。我爸拿了去给其他艺术家看，这是给汤老先生打场子啊！记得我妈妈也没少点拨汤夙国，他明白了自己爸爸就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于是他就开始为爸爸的艺术事业而奔走，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先生。没承想很快就得到了回音，经过当时文化部艺术局过问，汤子博老先生就来中央美术学院上班了。以后，我爸爸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那时学院里已经设立了汤子博先生的工作室，张景祜先生的工作室，还有刘金涛先生的裱画室。哈，我爸最喜欢的民间手艺都已经登堂入室了。他心里真高兴，几个老先生也都很高兴。我第一次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看刚上任的我爸，到食堂里去吃饭，汤老先生听说我来了，一进食堂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见到我一把抱住我说：孩子，长这么大了。好，弄我一个大红脸，不知说什么好。爸爸和妈妈在一旁也不帮我解围，还乐呵呵的。后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那一段日子里，和我最好的是汤子博老先生和裱画的高手刘金涛先生。至今我都后悔没去和他们好好学一门手艺。我妈妈听说我想将来当个诗人，就对我说：你先要想办法养活自己才能去写作，要不你去学一门手艺。我想这些手艺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才行，我的主要精力还要去写作。妈妈叹口气，说：那你至少去学会理发，你得有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后来汤夙国一心想学雕塑，就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我爸一直认为他应该当好他爸爸的徒弟，劝他一定要留在他父亲身边，把他们家的绝技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我爸就是喜欢这些民间的民俗的东西，可是年轻人就不一定愿意这么想了。也有另一个年轻人听了我爸爸的话，这就是小宝的表哥——郑于鹤，也就是李可染先生二姐的儿子。我们都跟着小宝叫她二姑，她和我娘娘是好朋友，老姐们儿。那会儿她的儿子郑于鹤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在选择将来的前程。
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1）
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李可染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我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哦，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是江丰是书记。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那时左翼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抛弃这些老朽的东西。江丰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那是一九五四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也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李可染先生为了让原来的国画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为了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明确规定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如何一起画模特儿。不过这和若干年以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的。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如今的困境，其实也是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作为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
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争得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的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末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技法已经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已经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里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第一诗人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被送去了新疆。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意境，新技法，也是找到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爸爸作的《白塔》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很是轰动。但对我说来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路，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和他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