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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致以及丰富”。（《耳醒之地》）“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扑进画框》）这些议论我们今天的大小文人几乎都能熟练地牢骚几句，但有几人像韩少功这样身体力行地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劳动的”“乡下人”，然后再议论风生。因此，我们不能忘记韩少功非议城市的背景是：“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没着没落的心慌？会不会在物产供养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会不会成为生命实践的局外人和游离者？”“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健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的大口喘气浑身酸痛以及在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开荒第一天》）。因此，和大多身体灵魂不在场的奢谈家比起来，韩少功至少有一亩三分泥土可以扎根坐实。
鲁迅在《破恶声论》说过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急也。”
伊藤虎丸先生对“伪士”曾经做过细致的疏解。我在尾崎文昭的《二十一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里看到了伊藤虎丸写的这两段：
“伪士”之所以“伪”，不在其说之旧，恰恰相反，在其新。
其论调之内容虽然是“科学”的、“进化论”的，然而正因为其精神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伪”的。……鲁迅不问思想之新旧和左右，唯问精神态度之真伪，有无自己能创造新事物的精神。所谓“伪士”，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缺乏精神的知识人”。（《初期鲁迅的宗教观》）
鲁迅所说的“伪士”，其论议内容本身是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确信，唯顺大势而发声；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的内心或民族的根源。（《亚洲的“近代”与“现代”》）
说当下散文“伪士当道”可能危言耸听。但事实上，我们的散文确实缺少“异见领袖”和“私想家”。没有“异见领袖”和“私想家”，生活将不“生活”，又怎能谈得上“高于生活”呢？因此，要使得当下散文有点气象，我认为首先要将“伪士”们打回原形。白骨精就是白骨精，装什么村野美女蛊惑人。写此文的时候我忽然在我博客上看到我2008年写的一篇说“假隐士”
的短文，倒可以挪过来“影射”下当下散文中的“伪士”们。话说：
我住的地方是一所有了百年历史大学的老校区。树大风小，却阴翳得清凉。因为本科生都去了新的校区，到了夜深，这都市的小山林，很聊斋。少年时读聊斋看的就是那些曼妙的小狐狸。唉，好不容易住了一个很聊斋的地方却没看见一只狐狸。狐狸没有，猫倒是不少。是没有主子的自由的猫。我想，大街上无主的猫才是流浪猫，而这里的猫则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腔调。因此以猫眼看小山林当是隐士悠然见的南山吧？所以，这老校园的猫一个个都养成了隐士的派头，或者花前，或者廊下。因此，当今年第一场雪来临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这帮隐士的欣悦。可是后来这雪大得离题，隐士成了寒士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自由主义的猫们怎么过冬？我几乎每天回来都看见他们缩着脑袋躲在楼梯的拐角。
女儿每天出门都把家里的面包顺出去给它们。而它们也似乎没有了隐士的严整，开始把生活弄得很潦草。放在以前它们肯定不这样的，就是在垃圾袋里掏出半个鱼头，它们也吃得很布尔乔亚。我说这些，是因为如果将猫比猫，那些大街上的流浪猫们怎么过冬呢？因为我看到，早春的阳光下，曾经潦倒的猫们似乎又开始找到隐士的感觉，在校园里猫行，它们好了伤疤忘了痛，它又“装”起来。而在今年的大雪后的春天，以前在深夜大街上经常看到的流浪猫几乎绝了迹。
这些彻底的无产阶级看来没有熬过上一个冬天啊。我是不是在说，就是有灾难，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的猫们肯定毫毛未损，就是隐士的猫们，放下尊严也可以混个肚圆。灾难也许只有对于那些真正无产阶级的猫们才是灾难。看借古说今的书看得多，其实站在今天看逝者如斯也有趣。呵呵，千万别上隐士当。
做一个有“私想”的散文家不是搏出位，那是娱乐明星的勾当。散文的“私想”恰恰可以是俗世、低调的。记得《万象》上曾经发过李锐的一篇短文《日本的隐私》，当时我抄下这一段：
神像前陆陆续续聚集起了人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依偎的年轻人，领着孩子的妈妈，其间还夹杂着不少打了领带拎着提包的上班族，大家很自然地排好队，耐心等着前面的人。我看见，每个人在拜祭之前，都先用一只水瓢在神像前的水桶里舀水，把清水一瓢一瓢泼洒在神像身上，然后双手合十来虔诚地敬拜祈祷。静静的暗影中每个人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看得出来，正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巷子里没有成群结队的观光客，来佛前祭拜的都是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一天的忙碌结束了，在卸下身上的疲惫之前，先来拜拜佛，把自己的希望和烦恼寄托在清水泼洒后的默念之中。
这样的祭拜，就和吃饭穿衣一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只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石头上的青苔，就是被这一瓢一瓢的清水滋养出来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千百万次泼洒，千百万个祈祷。在永不停歇的凡俗的祈祷中聚沙成塔，古老的传统就是这样生长在今天的；瞬间的泼洒就是这样变成永恒的；不可能就是变成可能的：“无”就是这样变成“有”的；石头就是这样开花的。
我印象中，中国庙宇最多的是往神像扔硬币的善男信女。我没去过李锐说的日本法善寺。这世上也许只有清水让我们可以把欣乐和忧伤流淌到佛的世界。写散文本自俗世的快乐。做个写散文的“异见领袖”和“私想家”，当然不一定做“猛士”和“战士”。散文的“异见”和“私想”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瓢一瓢的清水浇到“石头就是这样开花”。
（《美文（上半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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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把心灵抓在手掌上（1）
高维生
过去的事情又躲藏在时间的深处
1960年10月，阿·茨维塔耶娃在老友索菲娅·伊萨科夫娜·卡甘的相伴下，终于踏上了寻找姐姐——玛·伊·茨维塔耶娃——墓地的旅程。
弃火车，乘轮船，一路奔波。复杂的心情和旅途，让人难以平静。途中的疲劳，对于高龄的阿·茨维塔耶娃够难的了，但是能找到姐姐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捧一把泥土，也是她多年的愿望。这不是往日时面对面的深情交谈，听姐姐朗读自己的诗歌，楼道里响起脚步声，她拎着一点点的食品送来。现在，姐姐归于泥土，不会再发出动人的声音，她的诗歌变成了永恒的文字。船桨搅动卡马河的水，抛下一堆浪花；风儿携着秋天的气息奔跑而来，阿·茨维塔耶娃褪色的发丝被风一拨拨地撩乱。她还是不肯进舱休息，双手扶在船栏上，眼睛尽搜两岸的情景。一棵树，一条路，一座村庄，在她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意义。当年姐姐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带着儿子踏上这段路途的，水路通往遥远，也是通往天堂之路。水鸟在水面上掠过，留下鸣叫，被水湿的空气浸染，镂透出一股忧伤的情调。它精灵般的嗓子，是不是在歌唱姐姐的诗歌？
沿着凝滞不动的希伯来河，血红的痕迹，银白的痕迹，重叠在一起，流滴着——我温柔的兄弟，我的姐妹！
多少年后，在这条叫“卡马河”的水路上，妹妹和姐姐的旅途重叠了。
她们目的不同，结果也是不会相同的。叫一声“姐姐”好沉重，泣血的叫喊，是祭奠的供品。阿·茨维塔耶娃日渐衰退的身体，已被岁月熬榨走了激情和健康，再也经受不住撞击。想念和亲情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山，她必须登上去。
这不是浏览风光、享受快乐的闲情，是责任，是使命。水鸟飞走了，天空静了，“哗哗”的水动声，漂来阿·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隐隐听到焦虑的呼喊。
老年的阿·茨维塔耶娃的手指，微微地动了一下，风抽得眼角疼痛，但是没有泪了。
2010年“十一”国庆长假，我躲在书房里，七天没下楼，从敞开的窗前，感受秋风的吹拂。这个长假，我推开了游玩的诱惑，在文字中度过了一天天。
重读玛·伊·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读她的自传，读她的妹妹阿·茨维塔耶娃写的回忆录。《自杀的女诗人》是1995年我在地摊上买的一本书。那时我四处淘书，冬天的风冷得透骨，天黑得特别早，离单位不远的街灯下，每天总有一个小伙子，推着一辆地排车卖旧书。车上摆满了书，什么类别的都有，买者要一本本地挑选。当时阳信的旧书市闻名全国，早上他坐客车到那里收书，用麻袋背回来，晚上就在这里摆摊卖书。时间久了，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书，每次总要留一两本。玛·伊·茨维塔耶娃第一次、也是永远地闯进我的心中，我记住的不仅是她的名字，还有她的诗歌。书摆在书橱里，我试着读了几次，都不忍心读下去。阿·茨维塔耶娃的文字流动着忧郁的调子，最后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十多年后，我再读这本回忆录，跟随着阿·茨维塔耶娃走完了一段平常的、却不平静的旅程。
窗外的天空，阳光灿烂，我的情绪无法适应这样的日子。合上布满沧桑的书，过去的事情又躲藏在时间的深处，它们不肯见阳光，我不知道。
白色的平凡和黑色的神圣
“让我依依不舍的只有音乐和太阳。”音乐，阳光，在母亲的心中那么的重要，这是母亲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中国着名学者和语言哲学家——萌萌，患了肺癌晚期，她给学生上了最后的一堂课。她再没多余的气力站立在课堂上，为自己心爱的学生们上完一节完整的课。阳光在窗外，有一缕穿越窗子，投映在地上。多少年后，田一坡还是忘记不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突然，她停顿下来。眼眶里涌出豆大的泪水，一直淌下她的面颊。然后她将头慢慢仰向椅子的靠背。她说：‘我看不见了。突然的黑暗。’”不久之后，萌萌踏着黑影走了，她的文字留下了。萌萌和玛·伊·茨维塔耶娃的母亲一样，热爱阳光，留恋阳光。母亲在生命中最后一次给女儿演奏钢琴，手指挤满了病菌，琴声在房间中缠绕，松木板散发的新鲜气息和琴声纠扯在一块儿，留在玛·伊·茨维塔耶娃的记忆里。1934年，她写下了《母亲与音乐》，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哎，母亲是多么操之过急呀，又是教我识谱，又是教我识字，还要我读《温迪娜》，读《简·爱》，读《安东·戈列梅科一家》；教我如何蔑视肉体的痛苦，教我敬仰神圣的叶莲娜，教我学会面对众人坚持己见，崇尚自我。”1892年10月8日，玛·伊·茨维塔耶娃姐妹俩出生在莫斯科。父亲在大学教授艺术史，是有名望的教授，他是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具有音乐的天赋，身上流淌着德国和波兰的血统，是着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茨维塔耶娃姐妹俩是幸运的，来到了这样的家庭里，从一出生，艺术的爱神就与她姐妹俩相伴。
音乐与普希金的诗歌，阳光和空气一般，滋养着她们成长的过程。阿·茨维塔耶娃和姐姐有同样的感受，她在回忆中说：“我们在阁楼上聆听着下面大厅里传来妈妈那充满音乐激情的美妙演奏入睡。通过妈妈的演奏，我们熟悉了所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姐妹俩的童年，是在快乐和神圣的美中度过的，没有受到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