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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市面越来越冷清，董其昌的市面越来越火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起来，他和清的王时敏、王原祁等“四王”被激烈批判，1949年后直到“文革”结束，没画册，没画展，几乎被遗忘。可是八十年代迄今，先是中国学者研究他，出版专著，开研讨会，出好画集，九十年代又有纽约大都会美术馆隆重举办回顾展“董其昌和他的时代”。早先，他的大量作品不仅早已被欧美日本和中国的博物馆收藏，近十年更不断出现在拍卖行。2005年秋天澳门博物馆举办大型董其昌特展，题目叫作“南宗北斗”，我特意去澳门看了两天，看得我魂灵出窍，在几套山水册页前，我欢喜得简直生气，气得胃也痛起来。
现在董与毛忽然发生关系了：因为我的缘故。怎么回事呢？我得向大家交代：在画毛主席像之后，画董其昌画册之前，我画了些什么。简单说，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上美院，我画的连环画、宣传画、插图、油画创作，全是政治教条，譬如画知青向党表忠心，画老红军甘祖昌，画阶级教育图和计划生育图之类。1976年第一次去西藏，我还画了藏人为毛主席逝世而哭泣的《泪水洒满丰收田》，获得肯定，算是成名作，但主题仍然根据“形势需要”，属于政治宣传。直到1980年，我第一次画出了自己想画的画，就是《西藏组画》。后来，在纽约，在九十年代，我画了大型并置创作，还有书籍画册的静物写生。
总之，过去四十年我的绘画生涯，借用昨天哈金先生讲演的命题，是持续面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前阶段，国家决定个人画什么，怎么画；后阶段，自己决定画什么，怎么画——大家知道，“文革”时期弄创作，没选择，没商量，一律政治宣传，我的“文革”创作没有个人经验，只有国家经验，而国家经验，就是党的意志……这不是我个人的状况，而是全体艺术家的状况。
在我两次去西藏之间，相隔四年，这四年，我越过了建国三十年的文艺教条，以自己的喜好，开始表达个人经验。《西藏组画》可以说是国家命题到个人命题的转换。现在想来，《西藏组画》凭的是直觉、本能，并没有清晰的个人意识、自由意识。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弄创作都是靠青春、靠勇气，对世界一无所知。可是出了国，没有人处处管你，一切自己做主，这时，昨天哈金先生说的问题出现了：忽然获得自由，很可怕，很难办。至少在我，是巨大的失落——你自由了，但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拿这份自由怎么办？在纽约，你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看到，但你怎样使这些资源变成你的作品？变成你的自由？
这种反差很严峻。“文革”时我们都在挣扎，讨那么一点小自由、小突破，在小小的对抗中获得创作张力。譬如《泪水洒满丰收田》，我并未画出毛主席，而是一张张哭泣的脸，以哭泣毛主席作理由，摆脱“文革”绘画假大空教条，追求俄罗斯绘画的真实感和悲剧感。到纽约后，你自由了，可是失去对抗，失去张力，甚至失去支点。什么支点呢？就是你在中国的心理资源创作资源，没有了。你画什么？你想表达什么？画现实，你的“现实”在中国，你改路子，譬如抽象画或者任何后现代艺术的玩意儿，可是这一切花招的背景不是你的。哈金的写作生涯始于美国，他没有过去的负担；我的绘画生涯始于中国，这种生涯虽然获得成功，但在另一个国家，等于零。
这时，“个人和国家”的命题变了，不是紧张、对抗，也不是平等、和谐，而是，我暂时失去和国家的“关系”：我所在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
不是我的国家，没关系，美国成千上万艺术家都不是美国人，但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和美国人分享一个文化资源，譬如基督教，譬如文艺复兴，譬如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以及种种现代理念。即便来自印度或日本的艺术家，也能和美国人分享同样的民主文化，懂得面对个人经验，调理个人自由。我呢？我这代人与中国古典传统处于深刻的断层，此前我的生存经验和创作资源只是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那是我们厌恶对抗的经验，但它已塑造了我们。不是吗，整个中国可以告别“文革”，告别毛泽东，可是难以摆脱毛文化的巨大遗产。简单地说，我来到纽约，除了两箱子行李，此外就是带着“毛泽东”。
然而谢天谢地，美国完整保留着一个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界称之为“文化中国”。在这个“中国”，准确地说，是在美国的美术馆，我遭遇了自先秦直到晚清的大量中国文艺，遭遇了董其昌。慢慢地，我的记忆越过了毛泽东，与毛之前的中国传统，接续了。
今天在这里不方便介绍我的第二阶段创作，大致说来，九十年代迄今我的大型并置和画册静物系列，都和历史记忆有关，即便是关于“文革”、关于毛的记忆，也被织入中国历史大记忆，进入我的画面：它强烈暗示政治主题，但不是政治教条；它选择历史符号，但那是我的选择；它再度回到国家命题，但不是被迫，而是自己的立场。目前大家能够看到的只是我的静物系列，画着一本一本画册，似乎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有位学者居然说，这些静物画传达的是“文化乡愁”。如果我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文化乡愁”可以是形容词，那么，董其昌在他的时代也同样表达文化乡愁：隋唐五代，宋人元人，就是他的文化乡愁。你看他的笔墨和题识，五代的荆、关、董、巨，北宋的刘、李、马、夏，元代的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反复出现在董其昌的美学意识与历史对话中。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绘画，像中国人这样迷恋于前朝前代的脉迹，沉溺于古人的美学言说中，而董其昌是其中最突出最完满的范例。
“文革”中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争夺下一代”。现在大家看到：我的青年时代被毛泽东扣留，画他的脸，画他的革命，画他治下的新中国，一直画到他被上帝扣留，被上帝争夺了去，或者，照共产党人的说法，他见马克思去了。到了1993年，毛泽东诞生一百年，我在国外媒体又看到无比熟悉的毛泽东的镜头。为了纪念我们的被扣留，纪念那张脸，我在1996年前后画了一组毛泽东肖像系列，从他青年直到老年的模样，各种表情，取名《毛润之》，这套画的收藏者，就在香港。
这是不是一个扣留的过程？争夺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这种自我寻找自我归属的过程，在我这儿，在我的绘画中，董其昌赢了，毛泽东输了。董其昌生前，自愿归属五代的荆关董巨，元代的黄倪吴王……现在，我跨越了毛泽东，自愿归入董其昌的阵营。
不过这寻找归属的过程，出现两个意外。一个巨大“意外”属于大批中国人，并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千年文化在二十世纪初发生断层，现在全中国以国学热等等方式，试图弥合断层，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代人想不到的。另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追寻董其昌的过程，并不在中国，也不来自中国，而是在纽约：我在纽约的美术馆遭遇董其昌，我开始描绘董其昌，是在纽约的画室中。
有趣的是，当我画毛泽东指令的一切时，毛主席活着，知道所有艺术家被他扣押，做着他想要大家做的事；而我画着董其昌的画册，董其昌一点不知道，正像董其昌为他之前数百年的古典画家当“公共秘书”和“集体代言人”时，五代的荆关董巨、北宋的刘李马夏、元代的黄倪吴王，也一点不知道——大家想想看：毛主席在他活着时，也只有在他活着时，才能统治文化、控制艺术，他死去了，他的扣留与控制迅速失效。九十年代以来，他的脸仍旧经常出现在当代画家的画布上，但不再是以他指令的方式，而是以每个艺术家自己的方式，或者说，以他最不高兴看见的西洋人的方式，即“政治波普”之类。大家再想想看：从五代荆关董巨到明末的董其昌，将近六百年；从董其昌到我，又将近六百年，加起来，总共一千两百多年。一千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这些画家呼喊万岁，从来没有人被迫对他们效忠，他们本人，恐怕也没想到自己的作品天长地久，影响后来人。他们一个接一个死掉了，可是活着的人，譬如我，一个毛泽东的孩子，仍然不由自主地挣脱毛泽东的摇篮，出去寻找他们，追摹他们，以西方的油画颜料描绘他们的山水画。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我猜，现在大家一定明白，并且同意，我的讲题为什么叫作“从毛泽东到董其昌”。
200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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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和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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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我与韩寒在湖南电视节目中聊到茅盾、巴金、冰心几位，以为文采欠佳，读不下去，于是被声讨。罪名不细说，更有网民要将韩寒拖出去枪毙。我既是与他聊天惹了祸，不该置身事外的。
今次要害，并非我们出言不逊，而在公开。两人的嘴固然没上锁，但把关者，大家知道，其实是电视台。眼下这类扯淡并无生命危险，倘若稍涉禁区，后期制作早给抹了。所以电视台每次闯点小“祸”都保了安全险，不是胆大，而是胆小，这不，交谈文字版先上网，讨伐骤起，制作方播出前赶紧隐去前辈名姓——此今之媒体“巧妇”的小动作与大为难也。
至于“鲁郭茅、巴老曹”名实之间的种种差异，同样的话，七八十年代我记得就和阿城、安忆说起，文学圈则二十多年前即有所辨析，学界还有专文述及，只是公众不知，而话题早已凉了。近日某作家对我说：“老陈，何苦呢？”你问他到底怎样想法，他也不过一笑。是的，中国人对各种人事向来关起门畅所欲言，眉飞色舞，但切勿公开，公开了，大家面子上不好交代、不好混，这潜规则，众人也早经熟悉了。
当然，崇敬文豪的读者专家多有人在，人多自然势众，本次讨伐的篇数、字数更是我与韩寒那段谈话的几十上百倍：正义迅即伸张！很好。我倒是因此念及中国文坛艺坛六十年来举世无匹的老故事和新剧情，归结两条：一是逼死他，一是说不得——傅雷悬梁，老舍自溺，演员石挥投海，巴金的爱妻被逼死，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开煤气自杀。未死者，有林风眠下狱，石鲁发疯，胡风案牵连逾千人，沈从文建国初年就往自己手腕割一刀……此外，被糟践被羞辱被毁灭的文艺家不知有多少。二三十年代呢，同是“鲁郭茅、巴老曹”，谁人批斗谁人整？却是有人敢于批评敢于撩，且多是韩寒那般的小年轻，而当胡适之陈独秀傅斯年瞿秋白们撩拨前辈、为难政府、游行办刊、组党谋反，大致都是二十来岁小逆种，言行之凶悍，后果之严重，岂是今之八零后小子可以比得——扯远了。“文革”后，前辈相继凋零，偌大的中国总得有几块匾，于是将前辈的声名从地狱捞出来抬进宗庙，树牌位，留青史，开纪念会，建文学馆。虽则京沪没有罗马巴黎的伟人祠，但几位前辈大抵都有雕像在，既是成了雕像，晚生除了鞠躬礼敬，岂能有二话。
这就是对待文艺前辈的常态与正道么？前一种糟践，其罪孽，不必说了，后一种恭敬，其异常，却比较地难说——稍不慎，正义之师又要严词声讨了——然而这就是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体与两端：不是层层地狱，就是巍巍宗庙。此刻，我愿在地狱和宗庙之外，继续公布自己的褊狭和愚蠢：譬如法国雨果、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实在读不下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纳博柯夫的《洛丽塔》，绝对了不起，可我只啃了一两章，全忘了。翻译不佳是个借口（对不起，又开罪译者，顺便一说，七十三年前李健吾即对巴金的创作有过真挚的负面评析），绘画不必“翻译”，我早已对伦勃朗略生厌倦（他曾是我的神），对柯罗轻微失望（我至今深爱他），对怀斯从来惧憎（他在民意调查中位居美国画家第一），好在欧美爱国者不会越洋寻我来算账……我所不以为然的中国画家呢，也斗胆招供吧，譬如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及晚期的林风眠。读不下去的中国写家，也还有——住口！你甚么东西？！有甚资格诋毁前辈？！喳！在下是没资格，但合上书页、目光移开，总算一份渺小的私权吧。有位正义者愤慨宣布，我们的言谈（总共几句话）“伤害了民族文学的尊严”。呜呼！这持续伤害文学与尊严的伟大民族，其“民族文学的尊严”竟如汶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