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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亡。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我目击多少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回出《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次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分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上几代则多数故去，即便存活，内心都想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除了极少数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有时，我从各种高层回忆录的零星细节中，揣想毛周一辈怎样感受并度过七十年代，那是他们最后的岁月了，他们会料想共和国第一代孩子，我们，将怎样谈论七十年代吗？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旺：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奥斯维辛与古拉格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了。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民族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后山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春来江水绿如蓝”。
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至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2008年11月17日
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
t…xt…小；说……天。堂
——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解放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请愿学生刘和珍与四十几位小青年，被大兵镇压，打死了，鲁迅在文章里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说法，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入他的新书《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在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
有人会说，没关系，可以到香港发表呀，可以拿到网上去呀，是的，时代不是一点没进步，但这点进步，顶多也就是拿到香港去，拿到网上去。在我们的时代，谁要是遭遇同样的事情，全中国千千万万纸面媒体、视频媒体，照样不容他写，不给他发。
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与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将要到来的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四一二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四一二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上海？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看见日本人攻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八一三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莱特，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