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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起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交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队与高层则是七十年代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召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毛主席恳求他的属下——当年军区或地方高官配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新贵们的豪华进口货，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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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3月注销户口，4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9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在蚊帐里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5月，由江青做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辞世。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作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3月邓小平下台，4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10月，“四人帮”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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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年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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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反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蹿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裆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嬉皮士运动、伍德斯托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尔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托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里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列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却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2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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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湮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贺龙、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