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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良”，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丧命。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我们从小在电影中看见红军穿着青色的军装，八角帽，多年后在域外发现当年的历史照片，那些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挑着铁锅、枪械，一身赣南耕夫的粗布衣。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籽，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肥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群狗，一拥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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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年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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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我至今记得那位分肉的老汉，简直勃鲁盖尔画中的角色，当他咧开溃烂的大嘴，像是盛怒咆哮，也像大笑。他四顾众人，并不看着案板，一刀切下去，四两、半斤，从不出错。昔年他是彪悍的土匪，当村人谈起土匪，莫不神旺。临村另一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和技巧：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裆，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后，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称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锒铛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砣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菠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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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次，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亵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统统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触目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作痛的无数地点消失了。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前后的莫大事变，是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一律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多年后我读到美国人的七十年代回忆，他们居然十分清楚当年来华观瞻的种种奥秘，就像今岁京城奥运会的全套应对也被万恶的西洋人看在眼里，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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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