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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哪他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询问事情经过。校长对着我们咆哮“滚进来”，“滚出去”，滚得慢了就要踹屁股。离开教导处时我回头望了望四周，那么陌生。烨子拽拽我的衣服，说：不走，你还想写首诗啊。
我想起在哪看来的一个句子，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烨子认真地对我说：哥们，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成一作家。
明令禁止无效后，教职工厕所外出现了一块小黑板，上边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学校这招果然管用。郝锋出院后被开除了。临走他说，打在他头上的凳子腿是带钉子的。郝锋收拾书离开的时候正是晚读，我没有看他，摇头晃脑地大声背那个总是和“大象”混淆的单词：“e—l—e—g—a—n—t——elegant——优雅的”。
不多一会，楼下教导处传来玻璃的碎裂声，霎时整栋教学楼鸦雀无声，接着是郝锋嘶哑的吼叫，他留给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句话是：l—o—v—e——love！f—u—c—k——fuck！
高考后我和烨子进了那个躲在家里不出来的男生家。他心知肚明，示意我们出去说。烨子搂着那个男生，男生一直解释，烨子漫不经心地应答。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烨子手腕一翻，我冲上去把那个男生撂倒，烨子起脚就冲着男生脑袋猛跺，像是在踩一个毛绒玩具的头。
烨子跑了，我被叫到派出所。
5
高考后没有报志愿，几城漂泊，参加工作，半死不活上班去，灰头土脸回家来。生活这个坟头始终没能冒烟。在北京有天凌晨和朋友们从酒吧出来，路过斜街吃夜宵时，旁边坐了三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几岁，外国人。斜街离三里屯使馆区不远，估计是酒吧喝多了被带出来的。几个人轮流灌她喝酒，嘴里说着中文夹杂着“wc”“make love”之类常用英语词组。我们吃完走时，我走过去用英语跟女孩说“原来你在这，找你很久了，再不回家家里人会担心的”，我只能尽量装得专业一点，骗过那几个人没问题。他们警觉地看着我们，他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六个，最终女孩站起来，我说“不跟你朋友道个别吗”。我印象中电影里是这么演的，但愿没有演穿帮。我们送女孩到东直门外能打到车的地方，女孩子招手叫了出租车，临走用中文对我说：谢谢。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那个记不住的单词。e—l—e—g—a—n—t——elegant。
还有一次路过东城一个胡同，路边几个男学生围着一个低着头的男学生推搡。我转过胡同口之后下意识停下来，点着根烟，听他们说什么。被围着的男生在哭，为首的学生操着一口京片子夹杂京骂，开始介绍自己叔叔是干什么的，舅舅是干什么的，七大姑八大姨干什么的。我踩灭地上第三个烟头，还没有听到总结性发言或实质性的举措，站起身走了。加缪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我们都是幸运的人。
春节回家，郝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国道上狂飙，风呛得我睁不开眼，他从后视镜里看见，笑着说：这有什么，前几年我经常偷上高速和宝马飙车，现在老婆孩子都有了，不敢了。
猎猎的风抽打着我的脸，我看着他安静的脸侧，在想是不是每个男孩子都会这样成长。或者，有没有别的可能。曾经我们都认为“敢”才算长大，最后我们又都在“不敢”中真正长大。
对了，郝锋如愿成了“郝帅的爸爸”。
6
再后来生活非但没有冒烟，反而长了草。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努力积攒能量，再被消磨殆尽，而你所能决定的仅仅是让它怎样归于平淡。就像冰川凝聚再多的寒冷，露出来的也永远只有十分之一，而人总会傻呵呵地幻想，如果鼓足勇气跳一跳，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于是在一次聚会上，我对一个姑娘说：我知道一特好玩的地儿，吃完带你去吧？
她问：为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
姑娘两脚冒烟地打车跑了。在我看来，比被认为“这人很流氓”更难以接受的是，“这种行为很流氓”。大概人都会乐于沉浸在自己臆想出的情绪中，或快或慢，或伤感或笃定。我时常想起那个因为迟到被罚不能进教室，扒着窗户往里看的小学生。成长的经历在他身上烙下了洗不掉的印记，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沿着二环一直走，让所有迎面而来的情绪都慢下来，走到簋街，走到锣鼓巷，走到地安门。天亮在路边吃了早点。对面小学的孩子由父母接送，进校前说“谢谢爸爸”“妈妈再见”，我加快步伐走开。走到北海公园，已是上午十点。当我终于像歌词写的那样，望着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看着小船儿推开波浪时，天却是阴沉沉的。想象中一群学生划着船唱歌的画面没有出现，我抬头望着不可知的未来隐藏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中，失落得不知所以。闭上眼睛，仿佛有另一个世界的歌声如同命运一般从穹顶传来，轻如羽毛，沉如洪钟：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是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吴晓星，青年作者。微博id：@吴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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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5 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
（／t／／xt｜小／／说／//天//堂）
作者/姜淑梅
有人跟俺说，人生有“五大重要”，第二重要的就是上学摊上好老师。七十多岁的时候，俺遇到一个好老师，老师比俺小三十岁。
老师家有很多书，她说：“想看哪本看哪本，你随便看。”俺找出来《一千零一夜》，挺厚的两本书，先看上册，又看下册。书里有很多字俺不认得，那俺也看，有的字能蒙出来，有的字蒙不出来。蒙不出来的字，俺就问老师。两本书看完，俺多认了不少字。
后来，老师买回来“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书，她看了觉着好，也让俺看。书里有些字俺不认识，可还能看懂，看了也觉着好。
老师问：“你说说哪里好？”
俺说：“细节真细，跟真事似的，是那么回事。”
那些作家里，俺最喜欢乔叶，她写的故事在河南，跟山东老家的风俗差不多，老家的事俺一下就想起来了。
跟老师看了两年书，认了两年字，老师跟俺说：“你也学写作呗，你有一肚子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俺叹口气，说：“俺早就是坐吃等死的人了，能对付着看书，就谢天谢地了。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俺哪能学会？”
老师说：“试试呗，不试你咋知道？试了你就知道了。”
说这话的时候，是二〇一二年四月末，俺周岁七十五。老师跟俺说了几次，说得俺有点儿活心了。
俺是安达的五七工，也叫家属工，五月份和十一月份都得回去认证，让人家看看你是不是活着，不认证工资就给你停了。
五月份回安达，俺对二女儿说：“这次回绥化，俺想跟你大姐学写作。”
二女儿说：“写吧，东边茅楼没纸了。”
俺去大儿家，说：“儿子，俺再去绥化，跟你大妹妹学写作。”
大儿说：“妈呀，你要能发表文章，胡锦涛就来接见你。”
俺去大庆看三哥，俺说：“哥，这次回绥化，俺跟爱玲学写作去。”
三哥是个文明人，啥也没说，哈哈大笑，三哥很少这样笑。笑了一会儿，三哥说：“写吧，写吧。”
他们要不这么说，俺劲头可能还不大。他们这么说，俺的劲头倒大了。
六月份回到绥化，俺跟老师说：“你让俺干啥俺干啥，你让俺咋写俺咋写。写不好，你就当素材。”
老师笑了，给俺找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给俺一沓废纸，纸上已经有字了，她让俺在背面写。拿起笔来，俺手哆嗦，横也写不平，竖也写不直，一天写不出两句话来。
俺问老师：“俺这样还能写作？”
老师说：“别着急，谁开始写字都这样，慢慢来。你现在就是一年级小学生，从头开始学。”
写了十多天，手不哆嗦了，横竖也比原来平直了，一天能写三行五行字。老师天天夸俺，说俺有进步。到了六月末，老师说：“你可以写作了，想写啥写啥。”
俺想，写就写老故事，越稀奇越有意思。先写的是胡子打百时屯的事，娘讲给俺的。又写家里请来跳大神的，正好赶上地震，吓得大神尿了裤子，爹讲给俺的。
这两个故事吭哧瘪肚写了很多天，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哪页纸上都有很多空。老师下班回来，把俺不会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到本上，俺再照着样子填上。好不容易写完了，觉得写得还行，给老师交作业。
老师看了俺的故事，跟俺说：“这两个故事挺好的，就当是练习了，你先放好。从现在开始，你写自己的故事，就写你经历过的事。”
“俺经历的事多了，写啥？”
“先写你来东北那段，一个故事写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你要想着，你对面坐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听过你讲的故事，你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
俺说：“行，记住了。”
老师对俺可严了。刚开始，俺把出疹子住的宿舍、后来住的大宿舍和三家合买的房子写到一篇文章里，老师说：“不行，拿回去重写。这是三篇文章，必须单独写出来。尤其是大宿舍，必须好好写。”
俺说：“就是一个大宿舍，没啥写的。”
老师说：“几十家住在一个大宿舍，怎么可能没故事呢？你好好反省反省，如实交代。”
俺说：“半夜起夜，有找不到家的，也有找错地方的。”
老师问：“还有什么？”
俺说：“有几个打呼噜的，可响了，聒得俺睡不着觉。后来干活儿累，就能睡着了。”
老师说：“这样的细节越多越好，你还能想起什么来？”
俺说：“晚上先都平躺着睡。要是半夜翻身侧躺一会儿，想再平躺就难了，那点儿地方早让人占了。”
老师笑了，说：“好，太好了，去写吧。”
没过多长时间，俺把熬碱和卖碱写到一篇文章里，老师说：“熬碱必须单独写。”
俺不同意，说：“一个熬碱没啥意思。”
老师说：“不行，必须写。你知道熬碱是咋回事，现在的人不知道，你得讲给他们听。”
俺说：“明白了，老师你真能挖。”很多文章都这样，让她一点儿一点儿挖出来。后来俺摸着规律，不用她挖，俺自己挖。一门心思想着写作，过去的事一件连着一件都想起来了。
来东北那段故事写完了，老师帮俺整理好，放到她博客上。她跟俺说：“你写的都是好东西，写得太好了，一定能发表。”
俺说：“老师你别哄俺了，你不哄俺，不夸俺，俺也写。一个字不发表，俺都高兴，当了一辈子文盲，老了老了会写字了，有学问了。”
老师说：“不哄你，你写得确实好。”
老师没哄俺，很多人喜欢看俺的白话故事，他们看完了，在老师的博客上留言。俺不会拼音，不会查字典，也不会用电脑，老师就给俺念那些留言，他们都说得那么好。有个叫马国兴的先生，还把俺写的文章推荐给杂志。今年四月份，杂志还真发表了，给了三千块钱稿费，这是俺做梦也没想到的奇事。
俺打电话给大儿，说：“俺发表文章了，你让胡锦涛来接见俺吧。”
大儿嘿嘿笑，说：“妈，你文章发表得不是时候，胡锦涛跟我一样，已经退休了。”
老师跟俺说：“等着吧，肯定有人给你出书。”
俺没事用扑克算卦，算了好几回都不顺，出不了书。
这回老师又说对了，没过几天，出版社找到老师，商量出书的事。
俺这个老师不简单吧？她是俺大女儿张爱玲，在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教书，作家，教的就是写作。没有这个老师，俺还啥也不是。
回头想想以前实在寒心，俺差点儿就做掉这个女儿。怀她的时候，闹小病晚，跟原来不大一样，俺跟丈夫说：“这个准是闺女。”俺有三个儿子了，再添个闺女，以为他得和俺一样高兴。没想到他生气了，作，逼着叫俺去做流产。
俺不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