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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爱玲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post）。这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张廷重就一直订阅它。编辑先生还给文章定了一个很动人的标题：“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张廷重是最怕家丑外扬的，看到之后，自然是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后也无可奈何，到底文章已经发表了！1944年，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散文《私语》，把被关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张爱玲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不知道张廷重看到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是深深惋惜，也许是扼腕长叹，也许是老泪纵横……
于是，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与姑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与教育的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爱玲跟母亲的关系不像一般的母女那样是非常亲密而无话不谈的。自出生以后，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而此时，突然间走得那么近，近到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爱玲也看到了母亲平凡的一面。她雍容、大度，可是，也为手头拮拘所困扰。
她记得有一次和表姐一起去逛霞飞路。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时装业的兴旺可想而知。一家家门面装修漂亮的时装店，成为上海街头引人入胜的景观。霞飞路在爱玲眼里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巨大的时装展览馆。那里不光有带着浓郁古中国情调的旗袍，而且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式样最新最时髦的各式洋装。她们常常可以逛上大半天。有一次，逛着逛着，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爱玲走到一家流光溢彩的服装店门廊下避雨。隔着透明的大玻璃，她痴迷地望着里面模特儿身上那一套粉红色的缀着花边和彩线的晚礼服。她离玻璃隔得那么近，呵出的热气，在大玻璃上结成白色的水雾。她离漂亮的晚礼服却又那么远，她想都不敢想可以得到它。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早已没入了历史，衣敝蕴袍的成长历程却嵌入了身体。
。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爱玲升学。母亲却发现爱玲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她发现爱玲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她电铃在哪儿她还茫然。她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母亲发现了这些，在惊讶之余便是深深的失望。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教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所有这一切，爱玲都在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可是，在待人接物的这些常识方面，她显露出了惊人的愚笨。事实上，一切证明母亲这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母亲的那些沉痛的警告没有给她任何的影响。有一次，母亲逼急了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爱玲的这种状态显然是不能让她满意的。母亲甚至怀疑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女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随着日子的流逝，黄逸梵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此时手头也越来越紧了。爱玲觉得每次向她要钱，对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母亲虽然每一次都满足了她，但爱玲自己总觉得心理上十分的难受。而母亲显然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步地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现的；那么，与母亲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她觉得自己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她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每当这时候，她就是充满灵性的。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这时候，爱玲最大的梦想仍是到英国去留学。“英格兰”这三个音节让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是浴室里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游历过欧洲的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爱玲还是更愿意想像着明媚的英格兰的天空，伦敦大教堂的悠远的钟声，古朴的大街上缓缓走过的英国绅士，以及泛着微波的莱茵河的碧水……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就潜下心来好好复习了。母亲为了爱玲要考伦敦大学，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那些心怀梦想，期待未来的日子是美妙的。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果未能成行。1939年，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读。
另一个崭新的精彩世界将要展现在她面前。
回忆这一段中学时期，爱玲后来对爱人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就像继母曾给她用雪青丝绒做了长袄裙，她便说：“喜欢你。”每每回想都是不甘，美丽的年龄，尴尬的生活。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1）
（1939—1941）
1939年的夏天，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读书。她第一次看到香港海的时候，那蓝得令人吃惊的浓而阴郁的海，令她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爱玲的心情也未必是十分畅快的。毕竟，入港大本非她的第一志愿。美丽的英格兰之梦破灭了。然而，必竟离开了伤心地的上海，希望就在前方。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她母亲与姑姑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友工程师李开第先生作她的监护人。这个人后来还成了爱玲的姑父。
爱玲的同学中，大多是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学生，家里也是富裕的。爱玲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但是，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而且港大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送到英国去留学。爱玲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可以实现自己残缺的英格兰之梦了。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30年代起，中国大地上遍燃战火，香港却因为各种因素未受战火之扰。在时代的造就之下，香港变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了。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同时，许先生还在港大担任教授。七七事变后，大批知名作家抵港，茅盾、夏衍、于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刊物，或从事创作，香港新文学呈现空前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大量文艺刊物遍布香港，如《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那时候，后来在爱玲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香港。他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鼎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但是，他们那时并不认识。
那段时间，爱玲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教西方文学的是位绅士气很浓的先生。他最爱讲莎士比亚。讲着讲着，他就会顺手掏出雪茄烟来燃上，当烟圈袅袅上升的时候，他就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陶然欲醉。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须飘冉的老先生，总爱穿一袭长袍，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爱玲总爱听他念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而听他念“唐诗宋词”时，从他的眼里读得出长安风情，汴梁遗韵……爱玲还喜欢一位叫佛郎士的历史教授。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一团黑柱，青烟直冒。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虽险，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不过，幸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爱玲常常流连在图书馆里。她犹如一个欣喜的孩子，扑向一片广阔的海洋。那乌木长台，那沉沉的书架子，淡淡的书香味，那些精装书的厚厚书脊，摸在手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几间旧书库里显然是许久许久没有人来了。那些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大臣们的奏章……她甚至还找出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种欣喜的心情，真是不亚于当年哥仑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她爱旧书库里那略微有些阴冷的空气。她爱这些因长年不见天日，而略微有些霉味的书。轻轻翻动它们，犹如握到了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触摸到了古中国一脉滚滚流动的血源。她觉得这脉血缘将永远流在她的血管里，一生一世。当时，爱玲的同学们是来自各地的。爱玲自己虽不善言辞，但她喜欢听她们讲述各自有趣的故事，学她们说家乡话，跳家乡舞蹈。小小斗室，总是盈满了欢声笑语。
在香港大学，爱玲认识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炎樱。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在爱玲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是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