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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胜于不满怀。”（这是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on armfwl。”）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后来在上海，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里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的，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姐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爱玲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着炎樱。炎樱也确实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炎樱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爱玲把它们记下来，这就是后来那篇妙趣横生的《炎樱语录》，其中，有一些诸如：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
炎樱的这些妙语可谓秀气灵动，韵味十足。也许，炎樱与爱玲正好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因此才会如此互相吸引，彼此相悦许多年。
在港大，为了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爱玲苦练英文，停止了中文写作，给家人写信也用英文。她还读了大量英文小说的原著，像萧伯纳、劳伦斯、毛姆、赫胥黎等人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那时候，她最开心的便是收到姑姑的回信，姑姑多年游学海外，英文写得地道而流畅。那娟秀流畅的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还伴着一缕淡淡幽香。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渐渐地，爱玲的英文水平大增，逐渐娴熟如母语。即便是随手拿来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能毫无障碍地读下来。
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作，便是创作她的散文名篇《天才梦》。《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举行征文比赛。要的题目是“我的……。”首奖奖金达500元。爱玲心中一动，她希望能获得一笔奖金来弥补学校的日常开支。而且，《西风》杂志在30年代走红一时，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办刊宗旨，是爱玲颇喜欢的。
爱玲的应征稿是一篇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天才梦》。虽已有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但这篇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那是以一个富有灵气的“天才少女”的自叙展开的。她描述了自己种种超乎寻常年龄的孩子的“天才”：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身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爱玲的笔锋一转，写到自己“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并且，列举出种种事例来证明：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这些在常人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事，在张爱玲那儿却成了难事。也许，大智若愚。这只能算是“天才的乖僻缺点。”文章在最后得出结论：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2）
在这篇散文里，我们聆听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心灵独白。我们读得出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自信，甚至有那么一点儿的自负。爱玲是一个有才华，而又勇于向众人展现自己才华的女孩子。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把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征文启示中规定字数。爱玲只好把这篇长文一缩再缩，颇有些“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此次征文共有685名应征者参加，其中有13人得奖，照启示原来规定，获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的佳作仅名列荣誉奖的最末位。获得第一名的是一篇悼亡之作《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文笔内容俱一般，且字数是超过规定的。而且，在而后出版的获奖作品集所用的书名也叫《天才梦》。爱玲显然是对这次评奖结果愤然的。这次获奖给她带来的名誉，与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次征文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早年张爱玲的一些秩事。《天才梦》成为了爱玲早年时代的“压卷之作”。几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读到她的中文作品时，爱玲已是上海文坛上横空出世的才女，已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了。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爱玲埋首书本的寒窗生活。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欢跳，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无论如何，学生总是对考试存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对待战争，同学们各有各的态度。爱玲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居然还发起急来，说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却没预料准备好打仗的行头。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叫苏雷伽的女孩子。她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略黑皮肤，有着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爱玲觉得她“天真得可耻”。关于她的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苏雷伽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伽对衣服也是情有独衷。一个炸弹掉在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伽并没有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出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伽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她是很难得的教育。可是，即使在生死关头，她还是不忘她的衣服。可见，女人之于衣服，可能有着一种天生的嗜好。
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爱玲曾打了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是的，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一种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可是有许多书可看，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最理想的环境。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谁还会真正有心思看书呢？同学们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在百般的聊赖中，在阵阵的炮火中，爱玲读完了《官场现形记》。也许，“谴责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让你在笑声与谐趣中品尝苦涩与辛酸。爱玲不禁为古小说的魅力所倾倒。爱玲一边翻着，一边又担心能不能在炸弹下来之前把它看完。字印得极小，灯光又是昏昏的，但是，爱玲想着，如果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也许，在战争中，人的本性表现得更为彻底。战争中人们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就说“食色性也”。虽然，人类文明的教化，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跳出远古兽性生活的圈子。可是，一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人的精神就会失去依托，陷于极度的虚空。事实正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
与此相随的是，在战乱中，人们承受着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看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玲也觉得他们过早结婚的悲剧在于“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这对于求知欲、交友欲最旺盛的年轻人而言，当然是无益的。爱玲清楚地记得，在“围城”的日子里，有一对男女去她们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爱玲揣测他“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那些年轻的学生们都笑了。也许，在那样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里，爱玲觉得“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除了情爱，还有一大主题便是“饮食”。宿舍里的男女同学整天讲的无非是吃。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爱玲和炎樱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香港陷落后，她们曾经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她们疯狂地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是否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她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叫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