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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舍决定其政府是否会代表他们实践“多数人的暴政”，导 致“国家利益失控”。
4月1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一项联合民意调查，调查显示，78％的法国人 不赞成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 65％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这次战争负主要责任；
74％的选民支持希拉克在美国的立场，认为法国反美没有走得太远。希望战后军事 与经济介入的人数分别为61％与65％。在参战国西班牙，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也极低 ， 据 EL PAIS 报3月29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西班牙 92。4％反对战争，78。1％ 认为战争不合法，88。1％认为不公正。44％的人认为石油是战争的主要动机，认为有 必要“解放伊拉克”的人数只占2。1％。这与美国布什开战后71％的支持率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作者曾经询问一位法国女生，希拉克为什么反对打伊拉克？女生能想出 的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选了他当总统，而我们都反对战争”。
哈贝马斯在《包容他者》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观点 “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状 态会决定对外采取和平主义的立场……习惯于自由制度的人民，他们的普遍主义价 值取向会影响到对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共和国虽然不是那么十分地热爱 和平，但它所发动的战争却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公民改变了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 ”
对此，卡尔？施米特的追随者们不以为然。施米特把“谁讲人类，谁就是在欺
骗”的名言归纳为“所谓人性就是兽性”。在施米特看来 “人性主义的欺骗”，其 根源就在于法律和平主义的伪善，它打着和平和世界公民权利的幌子，发动了正义 的战争：
如果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那就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 争……这与人们对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的滥用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些 概念据为己有，而否认敌人同样拥有它们 “人类”这个概念是一种特别有力的意 识形态工具……（施米特《笔记》）。人们担心的是，今天最恐怖的战争都是打着和 平的幌子进行的。
议会民主制被大多数学者拥戴为最好的制度，但有人对美国公民的公民成熟程 度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或多或少解释了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多次选择战 争？如一位作者在《民主国家为何称霸？》一文中所表达的 “如果比较今天的美 国和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决定了 她能吸收全球一流人才的智慧，从而保持在全球绝大部分领域的领先水平，但从全 民教育和公民成熟程度来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显然要大大超过美国；这一 点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呈现出一种较美国更为深厚和成熟的底蕴。这一底蕴加上欧洲 社会对两次大战的惨痛记忆，直接导致了此次欧洲朝野空前反战的综合效应 ”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延续。当华盛顿逐渐抛弃雅典、罗马和巴 黎，将自己旺盛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繁衍自己的文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彼岸的欧洲像是落难的老人，完成了繁殖的任务，被性欲抛到了一边。作者同样相 信，在苦难面前，与老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还只是个孩子。他朝气蓬勃 、 不谙世事、到处闯祸；他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与复杂；他自私、偏执同时也不乏进取 心与责任心，但他还需要学会为人宽厚的许多道理。极度的富庶，是大地对他的酬 劳，也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当了“小皇帝”，他或许被宠坏了。
吊诡的是，三权分立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世界版图上，美国却将自己的单 边政策推到了极致。和华盛顿那样谦卑地使用自己权力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 牵系人类所有光荣与梦想的时代让人无比想念。
语言的动物，预言的囚徒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理解这点并不难，因为“你不关心政治， 但政治关心你”。没有谁能离开政治生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贼上了贼船”，透 过政治实现人生。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与政治相比，我们仿佛是语言的绝对主宰——因为我们 不仅创造了语言、设置了语法，而且规制了标准统一的字典。倘使有人写错了字， 立刻会有人指出它错在哪里。必要时，我们还会发明或进口新词语。凡此种种，谁 会相信自己是语言的囚徒？
然而，大凡工具皆有两面性。在工具面前，没有一个使用者是彻底自由的。这 种不自由不仅表现为我们为掌握某种语言必须学习相关规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 使用过程当中，语言会反向操纵我们，使我们心甘情愿踱入词语的牢笼。
我们注定只能通过各自“千疮百孔的语言”进行思考，它随时会背叛我们。且 不说高高在上的政治词语会枉顾时代变迁使人陷入困境，即使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平 凡字眼也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譬如说，前不久有位北京居民，因为写了张“还欠款 壹万叁仟元整”的欠条输掉官司。法院判定“文责自负”，既然欠条为其亲笔所写， 并因此产生歧义，那么书写人理应承担最不利于自己的结果。
“还”字欠条虽是小概率事件，但它足以说明语言的不牢靠。正因为语言的这 种“开放性”，有人扬言任何一首唐诗宋词都可以被解释为风情万种的低俗小说。 同样，历史上的谶言谶语总能在后世找到“应验”之物——当然，巧合是“应验”， 巧不合的是“待解之谜”。
九十年代《The Bible Code》曾在西方流行。据说通过循环抽取字母，有人借 助计算机在《圣经》中找到了“拉宾—遇刺”、“萨达姆—飞毛腿”等“预言密码”。 显然，这不过是场文字游戏。如有反对者指出，整本《圣经》希伯来文有几十万个 字母，至少可发生百亿种字母组合，所谓“密码”不过是断章取义的巧合。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预言的囚徒。人类不仅习惯于在典籍中附会自身的命运， 而且不断创造新预言引领未来。所以，当一些密码信徒着手在《圣经》中寻找“拉 登”与“9？11”的蛛丝马迹时，亨廷顿若远见的巫师为继续推销“文明冲突论” 乐此不疲。
无疑，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只是其中一个分支 。 如果说各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于地球人来说，重 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
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时尚，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 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 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 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 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 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数次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 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命名即创造，想象即诞生。“俄狄浦斯悲剧”很好地展示了那些可能导致“自 我实现”的“消极预言”将如何影响人的命运。正是这个导果为因的“消极预言”， 导致了“（弑父）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比如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 兹拉维克曾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加油，一 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这种因果倒置：一位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
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 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 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
如果生活在二十世纪初，这位推销员可能当选德国元首；今日，他同样有潜质 发起几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或许，对于那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来说，“积极预言”有益于实现自己的 人生。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们见证的却是另一种预言困境：虚开远大前程的 “积极预言”可能掩盖一个国家当下的碌碌无为，而鼓吹大难临头的“消极预言” 或可让这个国家或世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全球传播时代的“人质政治”
2004年12月22日，在经过124天的漫长绑架之后，伊拉克绑匪释放了两名人质， 分别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费加罗报》工作的记者克里斯蒂？谢诺和乔治？马尔 布吕诺。当法国总理拉法兰中断国民议会议程宣读这条消息时，会场一时掌声雷动 ， 所有议员都激动得从座位上弹了起来。电视新闻里被访者对着摄像机喝起了香槟 酒，大家异口同声，这是上帝给法国人最好的圣诞礼物。两天后，马尔布吕谢和谢 诺搭乘的飞机在巴黎郊外某军用机场降落。法国总统希拉克中断了他在摩洛哥晒太 阳的计划，特地赶到机场迎接。法国外长巴尼耶在塞浦路斯迎接他们，并同机返回 巴黎。关于两名记者命运的所有担心在第二天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划上了圆满 的句号——“终于松了口气 ”
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营救。在获知记者被绑架后，希拉克政府断然拒绝了绑匪 关于取消“禁止在学校佩戴穆斯林头巾”的要求，声称这是对法国国家价值的严重 挑衅，并号召国民，以捍卫生命与言论片自由的名义，利用一切渠道，尽一切可能 进行营救。记者无国界组织同时发起全国性的声援接力，称记者是我们了解世界 的眼睛，有人要把我们变成瞎子。
法国各大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都开辟专栏每天关注事件的进展。在克里斯 蒂？谢诺服务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都有各界社会精英来此录音留言。他们包 括记者、演员、幽默家、各党党员、议会议长、市政府官员、《世界报》老板以及 若泽？博韦等保护农民权益的社会活动家。大家只有一个声音：“今天是星期×，
×月×日，是我们的同胞克里斯蒂？谢诺和乔治？马尔布吕诺被扣作人质的第×× 天。他们被扣作人质，也是我们被扣作人质，请不要忘记他们 ”互联网上，涌现 出许多解救人质的专题网站。传播时代，当绑匪的“蝴蝶效应”放大时，所有参与 其中的公民们的“蝴蝶效应”也在放大，像巴黎街头随处可见的两名记者的合影， 被高高地悬挂在建筑物的墙壁上，为这个时代所见证。
更重要的是，法国的穆斯林力量行动起来。绑架发生后，巴黎的主要清真寺为 两人举行祷告，法国穆斯林信仰协会的主席也出来呼吁绑匪刀下留人。穆斯林群众 上街游行示威，与绑匪划清界线，强调他们对法兰西文明的归属感与对绑匪的不屑
——要戴头巾是一回事，谋杀是另一回事。他们使绑匪关于取消“头巾法”的诉求 失去了道德庇护。
绑架事件的结果正如希拉克所说，政府“负责任和顽强的行动”以及人质危机 背后表现出来的国家团结，促成了两人的成功获释。对于这次释放 “伊斯兰军” 在声明中解释了三个给自己台阶下的理由：一是证实两名记者没有为美军刺探情报； 二是应穆斯林组织和团体的要求；三是赞赏两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态度和法国政府 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
法国人质的成功解救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也给法国人上了一堂 课。它让那些至今仍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犹豫不决的人们相信，多元化并不会动摇欧 洲文明的根基，相反能积极捍卫人类相通共有的价值。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并没有 使一个文明变成一盘散沙，在需要团结的时候，反而力量无穷。对于今日明火执仗 或如影潜行于世界的各种“人质政治”，多元化是其最好的消解方式，是具有最大 效力的政治与人道主义。简单地说，它为人质逃出绑匪之手提供了更多的活路。
古今人质政治比较
圣诞节前，法国记者人质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世界各地的人质事件却没 有一点缓和的迹象。因此，对“人质政治”的发生及其特点的解读十分必要。
早在中国古代，两国结盟时，由于口头合同没有多少效力，于是便有了“跨国 婚姻”。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见《左传》），国家命运和皇家骨肉命 运联在一起。更直接的办法是将皇子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当人质，作为政治盟约或 许诺的保障。秦始皇名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