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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
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伯庄 对北方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３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通告第６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 第活》。第３期。
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 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
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 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
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 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
②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 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
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 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
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
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①②③参见法南 区委陈岱青等５人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 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１９３４年５月《常委给
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 不久，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
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 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 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
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 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
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 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
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
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 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
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５ 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 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 闹剧。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 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
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 发生什么影响。
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６ 月２２日）。
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 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 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
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 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 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 指示。
９月２２至２６日、１０月３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
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 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
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 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
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 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
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 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
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①托洛茨基完 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
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 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
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 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
一○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
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 最后一次。②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
①②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１９１３年８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 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第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
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 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
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①陈独秀第 四次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
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 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
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 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
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派 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
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 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
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１０月１５日那天， 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
捕②。①②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８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给作者的信。７月２
６日郑超麟给作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曾 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
１３期《火花》。
《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 判决书》，《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
个密电说得很清楚：河日（即１７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 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
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 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①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
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 拘获，？？”②不仅如此，谢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
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 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
点，先后破坏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 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１０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
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为托派内 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与共产党无涉。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因为它把陈仍看作是“共党首领”。 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反党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
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①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１２７７号。 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
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 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
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①。所以这次陈被捕，
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
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
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 予处决”②。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之流，通过研究“罪证”，
向叛徒调查，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 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
介石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
陈独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
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
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①②③《大公报》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１日。 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
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表示了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说：“这 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①然后，他
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好，斗争失败。
１０月１９日，他们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 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
一时传为佳话。２５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