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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一九四卷载，初遇长辈的丧葬之事，恸哭不已、『乱』了方寸的唐太宗李世民目光瞢然，随口向位列两边、素服白衣的文武群臣下诏：“太上皇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
群臣们都知道，汉长陵乃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手持三尺剑斩白蛇起事，号令天下夺取江山，当上西汉的开国皇帝之初，就颁布了墓葬制规。从他即帝位的第二年，便每年抽国税的三分之一，来为自己建造规模宏大的寿陵。对寿陵的建制过程，设专人监督，而且皇帝自己也时不时亲自去察巡。
李世民缘何要以汉的墓葬制规，作为自己父皇陵墓建造的参照呢？这主要是因为，汉陵居于五陵原，规模、形制太招人眼，五陵原位在咸阳，距长安举步之遥，抬眼便可见其貌；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为五陵之首，且刘邦与太上皇李渊有相同之处，即都为开国之君。
李世民下诏，要父亲的陵墓规模依“长陵故事”，还要“务存隆厚”，显然是要尽父子之情，好好厚葬父皇。
寂静、沉默，两班文武都低头不作声。李世民正待进一步诏令修造陵墓事宜，这时，虞世南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上疏直陈自己的看法，他不赞同太宗准备厚葬太上皇的主张，他认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所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伏唯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银耶！……状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毕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虞世南说厚葬是“亲之累”，并不是对尊亲的不孝，有这样充分的理由，所以对自己的尊亲厚葬，是不可采用的。
秦汉的厚葬之法更不能效仿，如大封土陵，即便里面没有随葬金银宝玉，但后世的人们见到陵墓堆土如此之大，难免会产生内有金银的议论，更别说专以盗墓为生的贼了。
虞世南在这一通连珠炮似的上疏中，还侃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可以肯定，虞世南的“主张”于浅显中，藏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道理，有醒世作用。其实，无论是唐以前或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君臣王侯的陵墓，凡是大肆铺张，举国财以随葬入土的，有哪个逃脱了王侯、军阀、地方官，乃至民间盗墓者的手掌！
对于虞世南的反对厚葬，李世民自己也不知不觉陷入沉思之中。因为虞世南说得在理，且头头是道。
李世民茫然了，登时犹豫起来，难以作出决断。
虞世南见此，跪地不起，再次上疏：“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变『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
“……”
虞世南的再次陈述，极力进谏，使得李世民有些心动，遂下令大家专题集中讨论虞世南的“意见”。
左仆『射』、魏国公房玄龄，右光禄大夫、宋国公萧璃等纷纷出班，陈述主张，他们认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以原陵之制。”
无疑，房玄龄等人的这个主张是个好办法。虞世南引经据典，以《白虎通》“三仞为坟”力陈薄葬的理由，这在李世民看来，实在也太俭朴了，他让大家讨论虞世南的“意见”，言下之意，就是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下可好，房玄龄为首的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三仞太卑，九丈太崇，那么折中一下，干脆六丈，况六丈者，原陵也。原陵，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完全可以仿之，可谓名正言顺。这等于给了李世民一个好台阶顺顺利利而下，维护了做皇帝的尊严。
李世民点头赞同。
尽管因李世民的“点头”而使关于建高祖陵的规模之争烟消云散，但是，毕竟李世民一度为此辗转反侧，伤透了脑筋。
此时，唐陵还没有完整的陵墓制度。
一年以后，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根据皇后遗言“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命匠人在九嵕山建筑昭陵，从而最终确定下唐代的陵寝建制——两种情形：一是继承和发展魏晋、南朝因山为陵的制度，即在风水佳好的雄巍山峰中部开凿墓室建造大气非凡的山陵；再就是承袭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长孙皇后的安葬，没想到成了李唐王朝反盗墓与后来盗墓风『潮』不断“对话”的焦点。
长孙皇后（公元601~公元636年），长孙皇后是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女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女人。小字观音婢，其名于史无载。其“仁孝俭素，好读书”。长孙皇后于仁寿元年出生于长安，长孙皇后是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生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著名外交家，平突厥之功臣，生母高氏，为北齐皇族后裔，名臣高士廉之妹。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
作为李世民的皇后，对李世民的政绩有很大的贡献，她一方面做李世民的好妻子，另一方面，非常好学，她曾利用闲暇专门收集历代著名女『性』的业绩，编写得《女则》三十卷。她崇尚节俭，一次，有人对她说太子宫中器物太少，显不出皇家富贵气象，请皇后开恩给增拨一些，她不但不同意，而且亲自前去教导太子：“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耶！”最终使太子打消了添置金银器皿的念头。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贤后。
第34章 盗墓风潮第三波：隋唐五代十国的盗墓之风（3）（）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恩爱有加。她自己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她不幸患病，弥留之际遗言：“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在她死后，唐太宗李世民诏告天下：“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亲命匠人筑造昭陵。他当着百官的面，对负责昭陵营建的侍臣说，昭陵的规模“足容一棺矣，务从俭约”，并在筑陵完工后令史官记载：“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
从字面看，造昭陵并没有铺张，昭陵的规模并不大。然而，李世民在此只不过是与后人，确切地说是与盗墓贼绕弯子，捉『迷』藏。他在按自己的意愿施放烟幕弹。
为了使天下人对他主张薄葬深信不疑，葬完长孙皇后的第二年，即贞观十一年春（公元637年），他又向天下发布诏书：生是天地的大德大恩，寿是或长或短的一个期限。生有七尺的身躯，寿以百岁为限度，包藏灵『性』、禀受天地之气的人类，无不一样。生与寿都得之于自然，是不能够分外企求的。所以《礼记》说：君主即位就制作棺木。庄周说：躯体使我劳累，死亡使我休息。这难道不是圣人的远见，通大事理的贤人的深识？……天下得到安定，这是朕平素的志向，现在已经实现。但朕仍怕死后的日子，子子孙孙习惯于流行的风俗，仍然遵循通常的礼仪，加四层的棺材，砍伐百年的巨木，『骚』扰百姓，增高增大陵园。现在，朕预先写下这一诏令，丧事务必遵从俭省的原则，陵园在九嵕山，地宫不过足以容纳棺木而已。岁月积累，逐渐齐备。葬具有木马泥车，瓦制的鼓，芦苇截成的笛，这样做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
……从今以后，功臣近亲和德行、事业有助于当世的人，如果逝世，应当赐给坟地一处及所用的棺木，使埋葬的时候，丧事完满。有关主管部门照此筹措准备，就合朕的心意了。
这些看似凿凿的言辞，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当盗墓者钻进九嵕山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自己的地宫中的时候，后世人便知道了李世民当初不敢公开的秘密，以及他撒播的、让史官公布传世的文字的弥天大谎。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与长孙皇后的安葬之地。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二十多公里的九嵕山上，东北距离贞陵19公里。九嵕山海拔1188米，孤耸回绝，气势雄伟，树木葱茏，风景绮丽，是渭北山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山。昭陵因山而置，封域120里，总面积达30万亩，是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座陵园始建于636年，是由著名建筑学家阎立德设计的。当年昭陵有富丽堂皇的地面建筑和地下宫殿，高大的朱雀门，雄伟的献殿和庄严的祭坛，构成地面建筑的主体。
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由于玄宫前面山势陡峭，来往不便，就顺山旁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像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千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罴（pi）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十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嵕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呈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呈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
在主峰地宫山的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嵕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
20世纪初，陵区陵园的地面建筑大都已经塌毁，正南面山下朱雀门的门阙和献殿，以及山北的玄武门、祭祀坛等墙基还能辨识，依稀可见昭陵的宏大气势。
六骏被盗现裂痕
如果把昭陵比作一顶美仑美奂的皇冠，那么昭陵六骏浮雕就是上面最耀眼的一颗宝石。这些浮雕原来置放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与历代一些帝陵陈陈相因的一般『性』的石人石马布局不同；这是唐太宗为了纪念他开国的武功所立。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大唐帝业时所乘过的六匹骏马，它们都曾伴随李世民在削平群雄而纵横驰骋的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性』命。它们的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特勒骠、青骓（zhui）和什伐赤。相传六骏诸形出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由技艺高超的名匠依照图形一一刻在青石屏上，每件石屏刻一匹马。石屏高约米，宽近2米，左上角或右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言赞美诗，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洵书写，不过，如今字迹已无从辨认了。
白居易诗中曾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诏令画家阎立本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