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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中曾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诏令画家阎立本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后由工艺家阎立德刻在石屏上，置于昭陵北麓祭坛之内。唐太宗还为每一匹战马赐名作诗，记述它们的战功和风采。史传唐太宗还令大书法家欧阳询将每一匹战马的名字和御制颂词誊写于纸上，令工匠镌刻于石雕之上。虽然每一幅石雕上都留有一尺见方的空白供凿刻，但如今却是看不出一个字样。一千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打霜浸对石灰岩石雕的侵蚀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昭陵六骏”采用高浮雕表现手法雕刻而成，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人马侧面像凿入巨石达15厘米之深。因年代久远，平坦背景上是否还有图案已是无法辨认了。石雕四周由凸起高边围护。护边表面和石雕侧面上的祥云花枝纹仍依稀可辨。“昭陵六骏”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也是中华文物的稀世珍宝，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它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献中得知，排列在东侧第一的为“特勒骠”，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特勒骠”是一匹『毛』『色』黄里泛白的战马。李世民在公元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史载：唐初天下未定，宋金刚陷浍州（在今山西境内），兵锋甚锐，“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为李世民平定宋金刚时所乘。“白蹄乌”是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为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据《全唐文》（卷十）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与“白蹄乌”是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祭坛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改马势不可挡的造型再现了当年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内）大战之时，该马势若凌云，所向披靡的无畏气概。“飒『露』紫”是石刻六骏中唯一一匹兼刻人物图像的战马，艺术家们紧紧抓住该马胸部中箭，大将丘行恭为其拔箭时欲拔不忍的瞬间动作，真实地表现出一种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青骓”和“什伐赤”都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势力在武牢关大战时的坐骑，二马各中五箭，一役俱损。“拳『毛』”是李世民率兵平定刘黑闼时的战马，该马身中九箭而亡，充分显示了李世民连年征战，浴血疆场的艰辛。
石刻六骏中，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ji），氛埃廓清。”把它比作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中日：“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按照“中国古代以右为上，左为下”的传统礼仪依次排列，昭陵祭坛西侧（即右侧）为上，首位便是丘行恭为之拔箭的“飒『露』紫”，“拳『毛』騧”位居第二，下面是“白蹄乌”；祭坛东侧（即左侧）依次是“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
大概由于六骏的战斗经历，再加上石雕艺术的魅力，这组浮雕在民间的传说中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据说安史之『乱』时，唐军和安禄山手下将领崔干佑在潼关展开大战。战斗中，叛军的一队白旗军冲杀悍勇，攻势凌厉，唐军一时难以招架，眼看要败下阵来。突然黄旗招展，不知从何处杀出一队人马冲向白旗军。两个回合的恶战下来，黄旗军杀得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因寡不敌众，被白旗军团团围在核心，难以突围。就在这危急之时，忽然阴云四起，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转眼间黄旗军踪影全无，惊得叛军呆若木鸡，仓皇倒退了几十里。后来，昭陵的守陵官员奏报朝廷说，潼关大战那天，昭陵前的六骏个个汗湿欲滴。人们纷纷传说：那队勇猛神奇的黄旗军就是由昭陵六骏和墓前的石人石马组成的。
“昭陵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在昭陵六骏中最为出彩，诞生的背景和故事最为奇特，千年以来演变成广为流传的神话，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珍贵的稀世国宝。
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拔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此，唐太宗纔特别将他的英雄形象雕刻在昭陵上。
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拔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太宗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愚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tà）时所乘。
刘黑闼本来是隋末瓦岗寨李密的裨将，窦建德失败后，他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勾结突厥人，自称汉东王，后来也被李世民击溃败走。
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騧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
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时至今日，如若再度矗立于昭陵之前，我们却只能看见经过修整和复制以后的六骏了。原来，在1914年，美国文化侵略分子勾结陕西军阀，把“六骏”全部打碎，并盗去其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现陈列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余四骏被复原、被盗之两骏也被复制，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昭陵六骏了。
就这样，从1914年5月至今90多年来，“两骏”一直流失在海外，国宝六骏被天隔一方。与留在西安的四骏相比，二骏身上似乎有更多岁月和时代的痕迹——现在留在这两块巨石浮雕上的纵横裂痕是当年为搬运方便，凿碎石雕而留下来的。战马和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细致到马儿腿『毛』清晰可见的惊人工艺，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千五百年前的工匠之手。而石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裂痕和无法弥补的残缺，则向人们昭示一百年前战争与掠夺的罪恶。
在另外四骏即“特勒骠”、“青骓”、“白蹄乌”、“什伐赤”，古董商又勾通美国商人将其打成块企图装箱盗卖运往国外，后被爱国民众发现追回。在2002年8～12月的昭陵北司马门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清理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六骏中“青骓”的后腿关节浮雕残块和“特勒骠”中的蹄腕浮雕残块，使这两件稀世珍宝的部分残缺得以弥补。同时还确定了六骏坐落的原始位置并发现了六骏的坐落底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昭陵六骏的四骏被移交给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永久收藏。历经磨难，“四骏”在辗转盗运中马蹄断裂，造成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重新嵌合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骏”，在向人们展示中国的高超雕刻艺术的同时，也带着斑斑的历史伤痕，向世人诉说着它们遭受的磨难和至今仍被天各一方分离的痛苦。
而历史上的昭陵也是屡遭侵扰，地宫之中的其他绝世宝物是不是也向昭陵六骏一样，已经惨遭厄运？这座费尽心思，倾一国之力建成的帝王之陵，还能留有多少当年印记，供后人去瞻仰和追思呢？或许这一切只有待正式发掘昭陵的那一天，方能揭晓答案。
温韬盗遍十八陵
唐代被誉为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时代，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唐一代独领风『骚』。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李渊开国的大唐王朝，至今大唐遗风尚存。在全球好多地方和国家，把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中国的古式服装在外国人眼里是“唐装”，至今仍穿在国人的身上，并作为“国服”而出现在重要的国际外交场合。
第35章 盗墓风潮第三波：隋唐五代十国的盗墓之风（4）（）
与唐代的繁荣鼎盛相对应，唐代崇尚厚葬，唐代大墓无不装饰精美，奇珍异宝藏满其中，尤其是唐代帝陵，陵园恢弘，雄伟瑰丽，气势磅礴。这些帝陵皆是设计巧妙，巨石林立。
唐代自建国以来，历21朝，凡290年，其中女皇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夫妻合葬，所以唐代共有帝陵20座。除了唐末被朱全忠挟持至洛阳的昭宗李晔（yè）葬在河南渑池的和陵，哀帝李柷（zhu）葬在山东菏泽的温陵，其他十八座唐陵均坐落在关中地区。这些陵墓分布于渭河以北的礼泉、干县、径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东西绵延100余里，以长安为中心，呈弧形展开，与巍峨的秦岭遥遥相望。由于这十八座陵墓均位于关中地区，所以后人将这些唐陵称作“关中十八陵”。关中十八陵各据一山，因山起陵，或封土为陵，或凿山为陵，有的山势险要，曲折蜿蜒，有的峰回路转，难觅行踪，动辄百里之广，无不固若金汤。但其中17座都被盗掘了，而第一祸首就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温韬。温韬也算是历史上盗掘帝王陵最多的一个人，许多珍贵的文物都让他给毁了，实乃危害最大的盗墓者，真是罪该万死。
我们说温韬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为屡装儿孙，谁的势力强谁便是亲爹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到了极致；二为盗掘古墓，尤其对唐十八陵大肆袭劫盗掘，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珍藏侵掠破坏，成为千古大盗。
温韬，五代时梁国人，祖籍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出生在大唐王朝风雨飘摇的末日。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也许是为了附会温韬后来盗墓成狂的恶行，后世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温韬出生之时，有匪星陨落在嵯峨山。嵯峨，东与九嵕山向望，而九嵕山就是唐太宗昭陵的所在之处，其南渭水之滨，其北黄土高原掩映在巍巍苍山之间。『迷』信者遂传将给唐皇陵带来一场灾难的人物出世了。果不其然，这个荒诞不经的预言在温韬担任长安行政长官时应验了。
温韬年纪不到10岁，便成了家乡有名的小蟊贼，加入土匪团伙的人当中，数他最小。起初，百姓看到这么个小娃娃耍枪弄棒，行为刁钻，传以为笑，但当他挥刀杀人不眨眼时，人们方才如梦惊醒。生逢唐末战『乱』，10多岁的时候，温韬就上嵯（cuo）峨山拉人马，发展土匪队伍。俗语云：兔子不吃窝边草。温韬正好相反，他凭着吃窝边草起家，祸害家乡一带，使他率先在自己的家乡华原成了名。
尽管如此，此时的他，也只仅限于小打小闹，尚没有攻城略地的实力。狡猾、『奸』诈的温韬，一方面经营他的嵯峨山根据地，一方面坐山而看天下大势，伺机出山霸天下。
有消息不断地从最近的地方传来，唐皇室彻底土崩瓦解，“西府王”李茂贞日益强大起来。李茂贞身居凤翔节度使之职，不断扩充实力，随时觊觎天下。此时的李茂贞成了他走上仕途的领路人，温韬立即以“贼帅”的身份攀附李茂贞。正在另立中央的李茂贞，看到温韬的贼众，心想正是用人之际，热情接纳了来投的温韬贼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二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