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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
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
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
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
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
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
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
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
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
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
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
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
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
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
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
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
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
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
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
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
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
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
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
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
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
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
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
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
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
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
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
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
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
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
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
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
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
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
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
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
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
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
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
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
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
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
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
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
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
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
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
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
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
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
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
“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
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
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
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
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
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
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
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
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
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
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
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
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
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
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
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
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
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
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
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
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
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