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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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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
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
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
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
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
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
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
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
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七、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
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
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
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
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
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
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
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
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
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
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
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
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
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
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
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
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
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
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
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
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
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
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
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
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
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
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
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
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
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
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
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
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
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
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
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
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
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
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
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
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
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
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
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
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
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
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
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
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
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
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
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
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
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
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
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
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
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
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
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
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
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
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
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
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
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
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
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
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
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
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
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
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
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
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
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
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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