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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
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
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
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
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
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
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
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
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
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
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
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
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
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
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
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
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
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
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
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
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
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
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
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
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
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
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
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
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
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
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
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
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
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
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
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
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
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
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
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
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
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
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
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
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
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
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
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
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
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
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
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
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
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
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
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
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
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
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
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
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
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
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
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
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
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
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
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
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
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
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
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
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
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
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
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
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
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
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
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