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专政对象 ＇本章字数：58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7 08：52：34。0＇
040 专政对象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掌权者，连纯见始终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为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他始终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农副公司的阶级敌人在连纯见看来，就是薛廷臣和李道坤。因此，他一直把他们两个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他们作斗争。
连纯见不知道从那里听说了薛廷臣是解放前来青海的，曾当过马步芳的伪军官，历史上有问题，母亲和胞兄都是反革命。李道坤的家庭又是地主成分，他认为这一下总算是抓到了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把柄了。把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彻底整垮的机会来了。于是，连纯见亲自找到“八·一八”司令部，说明他是农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来这里是反映薛廷臣的问题的，他对“八·一八”的领导说明：“说薛廷臣是个“四清”下台干部，并且历史上还有问题没弄清楚；李道坤家庭是地主。这两个人都不适合参加“八·一八”组织，建议“八·一八”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处理。”
“八·一八”司令部和“捍卫队”两派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八·一八”司令部对农副公司党支部书记反映的问题也非常重视。经过调查了解，薛廷臣的确是“四清”下台干部；李道坤家庭成分的确是地主，农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反映的问题全都是事实。为了纯洁“八·一八”的组织，不授“捍卫队”以把柄， “八·一八”司令部，便收回了薛廷臣和李道坤的“八· 一八”袖章，把这两个人从“八·一八”组织中清除出去了。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不能没有组长，“八·一八”司令部便让赵发荣的儿子赵国才当了组长。因为赵国才能力有限，加之本来就很少的人数又少了两个，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更不是“捍卫队”的对手了，基本上就处于瘫痪状态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终于达到了整垮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目的。
对于薛廷臣、李道坤两个人，连纯见是要将他们彻底打垮的。只是因为李道坤仅仅就是家庭成份是地主，连纯见他们不好动手。他们便把重点目标放在薛廷臣身上。
连纯见觉得，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又有历史问题，联系到他的家庭情况，就又把“四清”运动中批判了的那两个政治问题拉了出来，开始召开批判会收拾薛廷臣。
“你是什么时候来青海的，是怎么来的？” 批斗会上，连纯见质问薛廷臣。
“我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从山西运城西北盐务干部学校来青海的，一共三十七个人，带队的是现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王德凯。” 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薛廷臣随口就回答说。
连纯见也不加分析，四九年薛廷臣来青海时只有二十一岁，怎么能是马步芳的下属军官呢？他想也没想，就派人到王德凯那里去调查。
有些事也是非常巧合的。这个时候，省委也分成了两派，王德凯属于整过王昭那一派的领导。王昭是青海省的省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在监狱里，听说当时周总理正在追查王昭死亡的原因，王德凯非常被动。还有一件事惰，当时连王德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公安厅敌伪档案里发现了由王德凯带队的盐干校的三十七个盐干校学员名单。
盐干校的这批学员由王德凯于一九四九年带队来青海这是真实的事，不只是省上的一些老的领导都知道，运城方面也有档案可查，虽是这么说，但总是给王德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连纯见派人去调查的时候，省委的“捍卫队”因为这两件事情正在批斗王德凯。也不知道王德凯写了证明材料没有、证明材料又是怎么写的，那些人调查回来之后，“捍卫队”对薛廷臣的批判斗争变得更加厉害了，专门成立了一个“群众专政小组”，对薛廷臣实行全面“专政”。
“专政”小组由刘增林、索充心、权作廉三人组成，刘增林任组长。
突然之间变本加厉地进行专政让薛廷臣莫名其妙，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帮人又掌握了什么新“材料”。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薛廷臣非常明白，自己除了那个“四清”下台干部之外，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所以，他什么也不害怕。当专政组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的时候，他总是和那些人顶碰、反抗。
斗争会上，连纯见逼着要薛廷臣交待他是怎么来到青海的。薛廷臣大声说道：“这个问题我早已经交待过了……”还没有等他说完，有好几个人都一齐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同时，有几个人挥臂高呼起口号来：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薛廷臣！”
“薛廷臣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口号呼了一阵子之后，汪国贞紧接着作了一阵非常尖锐、深刻的批判。根据会场的安排和气氛，薛廷臣感觉到这帮人在会前是经过认真组织、严格训练并分了工的，呼口号和发言都是事先套好的。从那个严肃认真的气氛来看，完全就是用对付阶级敌人的那一套办法来收拾他的。他不由自主地想到：“难道我真的成了反革命分子了？”从那严肃、认真的气氛和可怕的形势来看，薛廷臣觉得可能是有点什么新的情况出现。他虽然说心里并不害怕，但多少还是有点不安和恐慌的感觉。因为这个年代发生一些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也太司空见惯了。比如，有的人随便在纸上胡乱写了些字，本来是根本无意识的行为，但丢头去尾的联系以下，就成了一句反动标语了，其结果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事例在大通县出现过不止一次。薛廷臣虽然有时也爱随便胡写乱画，可他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面对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局面，他心里总是不踏实，不知道这些究竟是为什么？于是，薛廷臣又认真的回忆并检点了自己一番，他虽然敢肯定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但思想上的顾虑总是去不掉的。当然，这种顾虑和“四清”运动刚开始时的哪种顾虑则是完全不同的。“四清”时，他是明明知道自己有错误，本身就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他自己就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现在则不一样，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根本就弄不明白，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都是莫须有的所谓“事实”，因此，前后两种顾虑和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专政组作了明确的规定：薛廷臣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家里来了人要向“专政”小组报告、有事外出要请假。他的人身自由已经被限制了！就在这个时候，薛廷臣的外甥郑均保来看舅舅了。薛廷臣不得不硬着头皮向“专政”小组成员权作廉请假说：“我外甥看我来了。”
根据专政组的规定，有重要事只要给“专政”小组的成员说一声就行了，这倒是给了薛廷臣一个好机会。当他给权作廉说了以后，权作廉竟然果断地说道：“以后再来了人或你有什么要紧事要出去你就尽管走。要是有人问，你就说已经给我说了。” 身处逆境的薛廷臣对权作廉非常感激，他觉得权作廉能给他说这样的话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实在是难能可贵！他非常感动，把权作廉的这句话比作是“雪里送炭”。
薛廷臣非常感激权作廉给自己的方便，但他没有道谢，只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权作廉说的这些话，看起来很平常、很随便，但薛廷臣听了却有很深的体会和感受：这是信任，这是关切，这种明目张胆的照顾在那种情况下几乎很难遇到。
权作廉这个人本来就正直，他对连纯见的所作所为很看不惯，觉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整一个老干部根本没有必要，即便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也没有必要这样整人，总认为他们对薛廷臣实行的“专政”完全是公报私仇。连纯见让他当“群众专政”小组的成员，他也是身在运动中没有办法，只是出于无奈的应付着。
薛廷臣在商业局办公室当主任的时候，权作廉就是农副公司的炊事员，虽地位不同，但经常来往，他对薛廷臣还是了解的，知道他不可能是坏人，所以他就大着胆子放开话给薛廷臣以方便。
薛廷臣很明白，自己在“四清”运动中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公司就把他列为斗争的对象进行批斗。他清楚的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自己无论如何也是闹不过他们的。身陷泥潭之中，就是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不管再受委屈，他都是一直在自我安慰，自己给自己宽心。抱着这种心态，薛廷臣在每一次的批判会上，对于任何人的发言，他总是抱着不管是对还是错，都要耐心的听下去。不表态，也不反驳！但对连纯见就不同了，因为自从连纯见踏进农副公司门的第一天，薛廷臣就瞧不起他。因为他本身对业务一点也不懂，但他不但不虚心学习，反而经常出些坏主意，更甚者，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胡乱整人。由于从心底里恨透了这个人。所以，只要是连纯见发言，薛廷臣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感情，总是硬碰硬的和他顶起来。
一次，在批斗会将要结束的时候，连纯见作了一个总结发言：“薛廷臣这个家伙，‘四清’运动中干了那么多坏事，现在还不老实……”还没等到他说完，薛廷臣就噎住了他，大声吼道：“薛廷臣在‘四清’运动中就是杀过人，都已经做了结论，早已经处理过了，你现在还要把薛廷臣怎么样？你有本事再来给薛廷臣降两级工资！” 连纯见和薛廷臣当时的工资级别一样，都是行政二十一级。薛廷臣这么一吼，还真的把连纯见弄得下不了台，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了。
连纯见发呆了好一阵子才反应了过来，便随口宣布道：“算了，散会！”
他宣布散会了，薛廷臣却不依不饶，继续吼道：“为什么要散会？继续开下去嘛！如果在这里辩论不清楚，咱们就到新华书店门口去辩论，让全县的广大群众都来参加对薛廷臣问题的辩论！” 面对薛廷臣激动的情绪和强硬的对抗态度，连纯见再也没有说什么，自己就先离开会场走了。接着，大家也都陆续走出了办公室。办公室里人都走完了，薛廷臣才忿忿地离开了。
新华书店门口是个十字路口，是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平时总会有很多人。因为这里人多，两派群众都经常在这里进行大辩论，也常在那里批判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
薛廷臣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根本原因是他自己心里有底，知道自己不是坏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根本就瞧不起这个连纯见，觉得把这种人放在领导岗位上是共产党的耻辱，让这样的人整天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是对自己的羞辱，因此对他十分反感、愤恨和不满。这种情绪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产生了，在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上，薛廷臣发言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当前的形势，我也要跟上这个形势。”而连纯见在批判薛廷臣时却说：“薛廷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曾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 因为他断章取意，心眼很怀。所以，薛廷臣联系到他不懂业务，不积极工作只会随心所欲、指手画脚，根本就不是一块领导的料，所以总是瞧不起，也看不惯他。
当然，这与薛廷臣对“四清”运动中给他降两级工资的处分一直心中不满也有一点关系。虽然他认为组织上给自己的处分是应该的，也表示过愿意接受，但实质上不是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对开除党籍，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确做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做的事，应该受到党纪处分，但开除党籍的处分太重了，自己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犯了一点点错误，改正了就行了，把他开除出党，他从心底里总不愿意接受的；对于撤消经理职务，他却并不在乎，干不干经理不影响他为党工作；但对降两级工资，他从思想深处的确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全家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生活苦点不要紧，孩子们连学也上不起了，害的孩子们不能接受教育，一个个中途辍学。一想起这些来他心里就有不满情绪。
自从在那次会上薛廷臣把连纯见顶撞的说不上话来之后，农副公司就停止了对他的批判斗争，再没有开过对薛廷臣的批判斗争会。也不问也不管他了，这样，就算是不声不吭地解除了对他的“群众专政”。
事实上，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