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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腿、或几斤羊肉，平均就按五斤算，每一次去连吃带拿，按十四斤羊肉计算，五次共七十斤，每斤羊肉两块六毛钱，我一共多吃多占一百八十二块钱。”在会上，薛廷臣很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把多吃多占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就连要赔偿的钱数都算出来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可郝玉珠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听了根本就不答应。郝玉珠问薛廷臣：“当时市场上一斤羊肉卖多少钱”？
“市场价是六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就按你说的七十斤羊肉计算，六块钱一斤，你多吃多占就是四百二十块钱！”郝玉珠瞪着眼睛大声说道。
薛廷臣是按供销社的供应价计算的，而郝玉珠却硬要按市场价计算。因为薛廷臣是被整的对象，当然是说不过他的，也不敢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也只能听由他们去说去算，算下多少就多少，还是听天由命吧！
工作组在经济问题上虽然下了很大力气，但再也没有挖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便开始接着搞他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政治问题是私藏档案问题。搞政治问题首先是从档案入手的，“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在组织部却没有找到薛廷臣的档案。当时，组织部查了以后说：“薛廷臣的档案还在公安局”。他们又到公安局去寻找，公安局内保股的问志说档案已经退回组织部了。
薛廷臣的档案找不到了。当然，工作组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后来，他们在商业局职工档案中找马福奎的档案时，终于找到了薛廷臣的档案。
因为薛廷臣是干部，他的档案应该是归组织部保管的。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保管着的档案，是全县商业、供销系统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后来县上成立了人事局，这些营业员和工人的档案就交给了人事局。
那么，薛廷臣的档案怎么会在商业局呢？薛廷臣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内保股审查干部时，是以公安局内保股为主，又从各大单位抽了几个管人事的干部，组成了公安局审查干部办公室。那个时侯，薛廷臣已经调到了商业局人事秘书科。薛廷臣调到商业局以后，商业局人事秘书科人事干事方炳金被抽到公安局内保股去帮忙。公安局把薛廷臣的档案审查完后，给他作了结论，在让他签字以后，便让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退回组织部去。下班的时候，方炳金把薛廷臣的档案从公安局拿到了商业局，顺便就放在了商业局的职工档案柜里了。吃了饭以后，他把档案的事忘了，就没有把档案再往组织部送。因此，工作组在组织部和公安局都找不到薛廷臣的档案。
当然，这个问题只有方炳金才能把情况说清楚，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但是，由于方炳金是一九五八年招收的盲流人员，一九六二年，已被精简下放回家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为了想方设法把薛廷臣彻底搞垮，总是设法把事情往歪里搞。他们联系到薛廷臣的家庭情况，硬说他是利用当人事科长的有利条件，故意私藏了个人档案，以隐瞒其家庭丑恶历史的目的。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个情况，开始无限上纲上线，对薛廷臣进行批判斗争。
在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过程中，薛廷臣根本没有条件澄清这件事情，只能硬着头皮让他们批判斗争。
第二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问题。
城关供销社有个叫王德顺的职工，河北省保定人，五十多岁了。刚解放不久就来了青海，在城关私营商业个体户毕子明的玻璃铺里当帮工裁玻璃。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时候，王德顺随毕子明的玻璃铺，一块过渡到城关供销社，王德顺也就成了城关供销社的一名过渡职工了。
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的时候，因为王德顺年纪大了，大家都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就连比薛廷臣大四五岁的毕子明两口都把老汉叫王爷。出于对老年人的尊敬，薛廷臣也一直跟着大家把王德顺老汉叫王爷。后来，他还把王德顺安排在龙曲沟水库养鱼。
农资公司有个玻璃门市部，需要一个会裁玻璃的人。这个时候，龙曲水库的鱼也没有养成，王德顺年纪大了也没事干，在城关供销社打杂扫院子。因为王德顺曾在毕子明玻璃铺是专门裁玻璃的，薛廷臣便把王德顺调到农资公司玻璃门市部负责裁玻璃。
一九六二年冬天，那几天天气特别冷，到下面门市视察工作的薛廷臣看到王德顺没穿他的羊皮大衣，就随口问他说：“王爷，天气这么冷，你怎么没有穿你的皮大衣？”
“我去年就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王德顺显出很无奈的样子回答说。
王德顺是个大个子，饭量也大。薛廷臣觉得王老汉一个人无依无靠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就想帮助他一下。
从各个门市转回来以后，薛廷臣碰到了农资公司副经理王俊才，他便对王副经理说：“王德顺老汉去年把羊皮大衣换洋芋吃了，他的生活很困难。年终快到了，给职工困难补助的时候，能不能把老汉也考虑进去。” 后来，经王俊才提议，农资公司经过全体职工讨论，对几个家庭比较困难的职工给予年终困难补助，其中就有王德顺，经过商业局批准，农资公司也给王德顺补助了三十块钱。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县上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顾庆池当商业局长兼党总支书记。在一次总支会议上，顾庆池问起了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薛廷臣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顾庆池听了以后说道：“我看这个人很像个当兵的出身，五十多岁的人了，走路还腰板挺的那么直，很像个军人。你们对这个人的情况和来历也不十分了解，我对王德顺的来历有点怀疑，我提个建议，对王德顺的情况和来历应该进行一次调查了解。”
会后，在顾庆池局长的安排下，商业局派了两个人，拿着王德顺的照片，到王德顺的老家去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正如顾庆池说的那样，王德顺原名叫安建堂，家庭是地主成分，旧社会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官。因为有一桩命案，解放初期便改名换姓，畏罪潜逃到青海。
顾庆池根据调查来的情况，向大通县公安局作了汇报，通过大通县公安局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由当地公安部门来人，把王德顺押解回了原籍。
王德顺因为他走路的姿势，引起了顾庆池对他的注意和怀疑，因而，使他隐瞒了几十年的罪行最终暴露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他的后半生，将在监狱的铁窗中度过。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积极分子”们怎肯放过？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几个积极分子，根据这些情况，联系上薛廷臣的家庭情况，往他头上倒了一盆脏水，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批判斗争会上，甄云北发言说：“薛廷臣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伞。”积极分子们对薛廷臣无限上纲上线，想借此机会一棍子把他打死。
面对残酷的斗争和批判，薛廷臣泰然处之，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母亲和大哥的那些问题，也就是他已经交待了的那些事实，并且已经处理过了。王德顺的问题他和单位的同志都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不管工作组怎么批判斗争，他的心里是有底的，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任凭他们大声吼叫。“积极分子”们批判斗争了一阵子，也没批斗出什么名堂和结果来，越批越没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倾家荡产 ＇本章字数：269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0 08：55：00。0＇
033 倾家荡产
随着“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批判斗争进行了一阵子之后，也就放下来不再进行批斗了，工作进入到退赃阶段。
积极退赃，是争取从宽处理的一个重要条件，薛廷臣知道，不退赃是不行的。至于争取从宽处理，他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他对农副公司的“四清”工作组和那几个积极分子太了解了，在这些人的思想上，把他的问题弄得越大越好，对他处理的越严重他们才越高兴。如何能一棍子把我打死，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结果。能把薛廷臣开除了这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总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想方设法寻找薛廷臣的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没有问题可以制造问题，有一点因素他们就可以无限夸大，置于死地才痛快。因此，争取从宽处理，薛廷臣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和幻想，连想都没想过。
退赃对薛廷臣来讲，的确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退赃就要拿钱，薛廷臣没有钱，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所有积蓄都存在银行里，有200多元钱。为了退赃，他将存款一分不剩全部取了出来，就连他以前响应政府号召，买过的一些公债他都全部取了出来，一次就退了230元钱现金和70元钱的公债。
三百块钱远远不够工作组给他定案的数额，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自己骑的自行车、用的收音机拿出来给了工作组，这两样东西一共折了一百多块钱。
家产荡尽，离工作组给他“定” 的一千多块钱还差的很远。万般无奈，他只好把他和妻子张秀英比较好一点的衣服也拿去折价顶了“赃款”。但这些本来就不值钱的东西又能顶多少钱呢！？
“赃款” 追的越多，工作组的成绩就越大，因此，工作组追“赃”的力度很大。尽管薛廷臣已经一贫如洗，但工作组还是步步紧逼。实在把他逼的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信要钱。
薛廷臣知道家里不可能有现钱，但他知道，在农村硬性摊派过“胜利折实公债”和“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发行的公债叫爱国公债，你不买“爱国公债”，就是不爱国。凡是中国的公民，谁又愿意戴上一个不爱国的大帽子？所以，再困难的家庭，也得想办法拿出十块八块、或者三块五块钱去买一些“爱国公债”，以实际行动来表现自己是爱国的。家里或多或少有一点公债。于是，他就给母亲写信，让母亲把家里所有的公债都给他寄来，如果再能向亲戚家借点公债更好。
信发出去两个多星期，母亲就给他寄来了五十块现金和八十块钱的公债。
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薛廷臣也算是一条硬汉子，但当他拿着母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和八十块钱公债的时候，他落泪了。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家里的全部。自己说是在外面挣钱，不但没有孝敬过老人，还把老人的血汗钱全都要了过来，他的心里像刀绞一样。
薛廷臣把母亲寄来的钱和公债全部交了上去，这当然还远远不够工作组给他定的数字，不过，从此以后，那些人总算逼的不那么厉害了。
运动后期，进入处理定案阶段。薛廷臣的定案材料上写的是贪污、投机倒把、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共计七百四十多块钱。政治问题是：没有阶级观点、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立场。处理的意见是“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定案以后，“四清” 工作组拿着定案材料让薛廷臣看，并让他看了以后签上他的名字。
看了定案材料以后，薛廷臣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虽然早已有了被双开的心理准备，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当他拿着被双开的文件时，手颤抖了。按说，他的这些问题说到底也只能算是一般错误，工作组鸡蛋里面挑骨头，无限上纲上线，硬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彻底打垮了。
几分钟过后，薛廷臣毅然拿起钢笔在上面签了字。就是在这几分钟时间里，南宋抗金英雄岳飞风波亭遇害的故事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自己再怨，还有一条命在。留得性命在，哪能没路走？权当自己还在家里放羊，权当到大西北来的这一趟是做了一个梦。
但是，当他签了字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被开除了，没有工作了，以后到哪里去呢？不能回山西老家去，他没有脸去见自己的母亲，母亲在风陵渡渡口送他时的临别叮咛他怎么会忘！他没有脸见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家乡父老会笑话他，老人们对他父亲的赞誉和对他的期望回荡在他的耳际。家不能回，去哪儿呢？他决定带上全家到新疆去。新疆是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因为新疆有他外甥的大舅子孔庆耀在那里当农民，新疆地广人稀，到那里去当农民吧，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了。于是，在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他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他的户口不要转回山西芮城县，暂时先把户口不要迁，他准备到新疆去，到了新疆以后再把户口迁到新疆去。
离开了工作组的办公室之后，薛廷臣径直往自己家里走去。一路上，他一直在想，现在是新中国，饿不死人的，在哪里都能活下去，不需要为这个死去活来的。于是，他很快就调整了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