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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灾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宋理宗淳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此数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旧唐书？乌重胤传》：“元和十三年，为横海节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是后虽幽、镇、魏三州以河北旧风自相更袭，在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赐敕，然无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将之任，以廉州密迩珠池，喉襟交址，近为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请赐敕。从之。吉安府知府许聪将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词讼繁兴，亦请赐敕，俾得权宜处置。从之。
○刺史守相得召见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当日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堂陛之间，不甚阔绝。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赐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赐吾丘寿王书：“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光武劳郭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监司，饰功状于文簿者，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其在唐时，犹存此意。玄宗开元十三年，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于洛滨，御书十韵诗赐之。宣宗时，李行言自泾阳县令除海州刺史，李君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笔。入谢之日，处分州事，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夫人主而欲亲民，必自其亲大吏始也。
《册府元龟》：“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于宣政门外谢，便进状辞。其授官于朝常礼谢，并不须侯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拜，特示恩礼。近岁虽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皆便殿口对赐衣，盖以亲人之官，恩礼不可废也。时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复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适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请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旧典也。”今日则名为陛辞，而不得一见天颜。堂廉内外之分，益为邈绝。
○汉令长汉时令长，于太守虽称属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如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吏数百人拜谒车下。陶廉为舒令，太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尝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谦曰：“不可转，转则胜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难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汉时长吏之能自树立，可见于此矣。
《宋史？司马池传》：“授永宁主簿。与令相恶。池以公事谒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通典》言：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郡县选举，由来共轻，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三载黜陟，有称职者方补京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唐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从之。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浸消，颉颃清涂，便臻显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不知人疾苦，保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者，宰臣不得拟议。”宋孝宗时，臣僚言：“吏事必历而后知，人才必试而后见。为县令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差等。未历亲民，不宜骤擢。”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此开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独高于近代也。明代纶扉之地，必取词林，名在丙科，始分铜墨。于是字人之职轻，而簿书钱谷之司一归之俗吏矣。汉谚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战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坐右乎？
贞观初，马周上言：“古者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臣，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马周犹有此言，则知重内轻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汉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绵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孝平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フ，五从侄郑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同盟，不勤于德；常县右职，以劝其从。先委宗卿，精为内举，量能考行，历任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益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书》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与！违道漫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宝三年正月，诏皇五等以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德宗贞观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谓宰臣曰：“朕不欲独用外戚，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昭宗乾宁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曰：“支度牢笼之务，弛张经制之宜，当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故终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而旧史赞之曰：“我宗之英，曰皋与勉。”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曹ぁ所谓：“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正有明当日之事也。崇祯时，始行换授之法，而教之无素，举之无术，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
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乃即位已后，但有续封之典，而无举贤之诏。明章已下，恩泽教训，徒先于四姓小侯，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然而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维城录》，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使得自树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参错天下，为牧师，亦何至大盗覆都，强臣问鼎，而十六宅诸王并歼于逆竖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得进士一人。朱慎｛坎金｝列名奄案，为宗人羞，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崇祯中，得进士十二人，惟朱统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察酒。而其始馆选时，尚有以宗生为疑，吏部尚书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换授甚多，然当板荡之际，才略无闻。
张邦基《墨庄漫录》言：“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然未有为侍从。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氵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栎，乃靖康之变已不旋踵。有明之事，与宋一辙。
昔后魏元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孝文帝谓邢峦曰：“此儿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凤，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属，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
闵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其兄弟，此周之所以兴。惩吴、楚七国之变，而抑损诸侯，至于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此西汉之所以亡也。夫惟圣人以至公之心，处亲疏之际，故有国长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国公，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兴初，国事危急，曹王出质，已卧疾，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奏曰：“闻讹可欲议和。讹可年幼，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有急则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哀宗虽亡国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祸卒至于此，岂非后王之永鉴哉！
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有明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英宗实录》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介，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请如诏于军民之家自择昏配。’从之。时其长女年四十，长子年三十六矣。”此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孙，而怨旷之感不得上闻已如此，又况数传而下者乎！于其请名、请昏无不有费，而不副其意，即部中为之沈阁。
《宋史？赵希曜传》：“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典之言，乃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