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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通过电子邮件表达自己内心最深的想法，在互联网上显示自己的医疗和金融记录，不停地用手机聊天沟通，相关机构基本上可以说是具备了窥探人们真实思想的能力。”
丘奇所担心的任何监控能力“都可能转向针对美国人”的图景就是“9·11”事件后，国安局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尽管监控是依照《海外情报监控法案》在执行，尽管它禁止监视美国国民，国安局的行动却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现在很多监视活动是在针对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公民。
即便不存在权力滥用，即便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被锁定目标，大量收集情报的监控政府都在整体上对社会和政治自由产生危害。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刚刚实现了能挑战权威和正统思想、可以探索思考和生活的新方式。包括并未参与到宣传不同政见或政治活动中的人在内，所有的人都会苦于担心受到监视的顾虑而丧失了这种自由。亨德里克·赫兹伯格明确表示对国安局监控项目的忧虑后，还是承认：“这一伤害已成事实，公民受到了伤害，集体也受到了伤害。受损的是支撑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的信任和责任架构。”
赞同监控活动的拉拉队长们基本上只能拿出一条辩解的理由：大规模监控仅仅是为了制止恐怖主义，是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的确，打着外部威胁的幌子在历史上从来都是让民众服从政府权力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到处宣传恐怖主义的危险性，来为自己所采取的大量极端行为找寻说法，从引渡到实施酷刑、杀戮，再到入侵伊拉克无不是如此。自从“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官员条件反射般造出了“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与其说这是宣传口号或战略战术，更不如说是为行动给出的说辞或有说服力的理由。在监控问题上，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做法的有效性着实令人怀疑。
此外，奥巴马总统和众多国家安全官员所称大规模监控是为防止恐怖袭击阴谋的说法，也被证实根本站不住脚。2013年12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安局电话监听项目的官方辩护也许会不攻自破”，文中称一位联邦法官表示，电话元数据收集计划“几乎可以肯定”违背宪法，同时还认为司法部无法“找出一宗事例可以说明，通过分析国安局所搜集的大量数据，有效阻止了即将发起的恐怖攻击。”
同月，奥巴马钦点的顾问小组（除了其他人之外，其中还包括前中情局副局长和一名前白宫高级助理，大家通过接触保密情报信息来一起研究国安局的计划）得出的结论认为，元数据收集计划“对防止攻击并未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传统的（法庭）指令，也可及时获得这类信息。”
再次援引《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在国会证词中，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将军将美国国内外的数十起阴谋的成功调查都归功于这一计划的帮助”，可顾问小组的报告却“对这些说法的可信度提出了极大质疑”。
此外，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马克·尤德尔和马丁· 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更是在《纽约时报》上明确表态，大规模电话记录收集工作并未提高美国人面对恐怖威胁时的保护能力。
大规模搜集信息计划的作用完全被夸大其词。我们尚未看到它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提供了任何独特的真实价值。尽管我们一再要求，国安局还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该机构依照这一计划获取的电话记录，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庭指令或是紧急授权拿到的。
对于官方就大规模搜集元数据所作辩解的真实性，属于政治中间派别的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研究认为，该计划“对防止恐怖行动并未产生可识别的影响。”相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大多数被阻止的密谋案例中，研究表明“是传统的执法和调查手段为了解案情提供了线索或证据”。
相关记录的确乏陈可数。全面搜集数据系统并未能察觉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更谈不上能有效阻止。它也未能发现圣诞节在底特律上空发生的喷气客机未遂爆炸案，或是企图引爆时代广场的计划，抑或是破坏纽约地铁系统的恐怖袭击密谋，所有这些都是被警觉的路人或传统的警力发现并阻止的。在奥罗拉和纽敦的大规模枪击惨案中，它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制止这些事件。从伦敦到孟买再到马德里，尽管涉案人员有数十人之众，那些大规模国际恐怖袭击活动却均未被事先察觉。
尽管表面上说得好听，可国安局的极端做法并未能使得情报部门拥有更好的办法以防止“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基思·亚历山大在面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时这样说道：“我更愿意今天在这里为这一计划费一阵唇舌，而不是在我们未能阻止另一次‘9·11’事件时作检讨。”（同样的说辞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国安局为员工提供的回避问题的要点内容中。）
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制造恐慌，并将欺骗手段发挥到极致。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安全分析员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表示，中情局手中有着关于基地组织密谋的多份报告，并掌握了“两名劫机分子及其在美国的行踪等相当多的信息”，可是“该机构未能及时将之与其他政府部门分享，直至为时已晚，于事无补”。
《纽约客》的基地问题专家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right）也同样拆穿了国安局收集元数据可以阻止“9·11”袭击的说法，解释称中情局“未能将关键性情报提供给联邦调查局，而后者是在美国调查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来自美国境外的攻击具有最高权威机构”。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原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发生。
该机构原本有法律保证可针对在美国与基地组织有染的每个人都采取监控措施，本应跟踪他们的行迹，窃听相关电话，克隆其电脑数据并读取电邮，要求提交他们的医疗、银行和信用卡记录。它有权要求电话公司提供他们的电话记录，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元数据收集计划，只需要和其他的联邦机构展开合作即可，可是出于某种琐细和不明朗的原因，这些机构选择向最有可能阻止恐怖袭击的调查机构隐藏了重要线索。
政府掌握了必要的情报，却未能对之充分理解或就此采取行动。事后的解决方案是启动大规模的全面数据收集计划，然而这其实根本于事无补。
一次又一次，从各个角落冒出的以恐怖袭击来为监控行为辩解的说辞都变成了虚伪的借口。
实际上，大规模监控起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它使得侦破和阻止恐怖行径的难度愈发加大。民主党国会议员拉什·霍尔特（Rush Holt）身为一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国会中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之一，他指出收集所有人的通话交流记录只会使得真正的恐怖分子所商讨的阴谋变得模糊不清。采取有针对性而非不加区分的监控将提供更具体有效的情报信息。当前的做法使得情报机构数据泛滥，他们根本无暇对之有效地分类处理。
除了所提供的信息太过泛滥之外，国安局的监控计划还导致国家的脆弱性与日俱增：安全部门对保护普通互联网交易（诸如银行、病历和商业）加密措施的改写使得这些系统极易受到黑客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渗透攻击。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在2014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指出：
大规模监控措施不仅毫无作用，而且还花费不菲……它破坏了我们的技术系统，因为就连互联网协议都变得不再可信……值得担忧的并非只有国内的权力滥用，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对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所采取的监控措施越多，我们自己也会越容易受到他人的窃听。我们并非是在国安局可以进行监控的数字世界和受到国安局保护无法实施窃听的世界中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在容易遭到所有攻击的脆弱世界和对所有用户都固若金汤的安全世界二者间进行选择。
也许对恐怖袭击最无底线的利用，就是对其夸大其词。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风险简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远远小于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教授曾就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反恐开销的平衡写过大量文章，他于2011年解释称：“在作战区域之外，全世界死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基地组织的追随者也许不过几百人之多。这与每年在浴缸中溺死的人数基本相当。”
据麦克莱齐报业集团（McClatchy）报道，“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公民在海外死于交通事故或肠道疾病的人数都会高过葬身于恐怖袭击的人数。”
就为了这点风险，我们取消对政治体系的核心保护，打造出一个监控无所不在的国家，这种想法实属不切实际。可是恐怖威胁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利用。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因认为其安保措施不到位而产生的争议不断。由于签约公司无法按照协议提供足够的保安数量，世界各地传来的刺耳批评声音都声称，本届奥运会将在应对恐怖袭击方面可谓手无缚鸡之力。
在伦敦奥运会安然无恙地结束后，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中指出，和以往一样，人们的强烈抗议是受到对恐怖威胁过分夸大的影响。他援引约翰· 穆勒和马克·G·斯图尔特（Mark G。 Stuwart）在美国《国际安全》杂志（International Security）发表的文章，文中分析了50起针对美国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阴谋”，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所有犯罪分子都是‘无知无能、不见成效、愚蠢混乱、组织散乱、执迷不悟、毫不专业、愚钝低能、不切实际、荒谬可笑’”。穆勒和斯图尔特还引用了负责跨国威胁的前任副国家情报官格伦·卡尔（Glenn Carle）的观点，他称，“我们必须看到圣战主义者不过是一小撮危害极大、各踞山头的可恶反对势力”，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基地组织的“实力远不及自己所想象那般强大”。
然而，由于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恐惧，使得太多的实力派人物手中握着既得利益：因为政府方面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根据，监控和武器行业需要大笔公众资金，华盛顿的永久实力派人物需要努力将各自的工作重点置于不会受到真正挑战的位置。史蒂芬·沃尔特提出了下列观点：
穆勒和斯图尔特估计，在国内国土安全方面的开支（例如，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在“9·11”事件后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每年死于美国国内恐怖袭击的风险不过才是1/350万左右。通过保守估计和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他们预计若是这些开销能得到成本有效性的应用，“则每年足以阻止、预防、挫败或保护333起极大规模的完全有可能得逞的恐怖袭击”。最后，他们担心的是这种对威胁的夸大其词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政客和“反恐专家”不再拿此类危险炒作，公众依然认为此类威胁非常严重，而且迫在眉睫。
鉴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已经遭到人为操控，允许国家运作大规模的秘密监控系统的真正危险却被过分地轻描淡写。
即便恐怖主义的威胁的确达到了政府所宣称的程度，那也无法为国安局的监控计划撑腰。人身安全之外的价值与人身安全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自国家成立之初，这种认识就潜藏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当中，而对其他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国家和个人不断在做出选择，将隐私及相关的自由的价值置于其他目标（如人身安全）之上。的确，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目的就在于，即便某些警方行动会有助于降低犯罪，也要予以禁止。如果警方无需搜查证即可闯入任何人的家中，那么凶杀、强奸和抢劫分子也许会更容易受到震慑；如果允许政府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安装摄像头，犯罪率可能也会大幅下降（对于入室盗窃而言则肯定会是如此，可大部分人一想到这种做法还是会表现出极其厌恶）；如果允许联邦调查局窃听我们的谈话内容，获取我们的通信信息，大量犯罪问题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预防，并可得以解决。
然而，宪法已经明文规定，禁止这类国家行使的猜忌性侵犯行为。若对此类行为说不，也就意味着我们心知肚明地允许更大概率的犯罪发生。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宁肯让自己面对更大的危险，因为追求绝对意义上的人身安全从来都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社会重点。
除了我们的身体权利不受侵犯之外，另一个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