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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1）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地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的“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的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治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的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2）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从将军到村长（1）
1927年的秋的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山东堂邑县，他在武训生活过的村庄逐个走访当年和武训同时代的老人，参观武训当年兴办的学校，在武训曾经住过的低矮的草房面前，这个军人，流下了眼泪，嘴角里挤出来一句话：“作为将军，我愧不如一个乞丐。”三年后，这个军人，辞去了师长，1932年，他带领全家，来到漠北高原，当时绥远的五原一代，罄其所有，招徕流民，屯垦开荒，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为了这个新村，他耗尽了家财，四个儿子全部死在荒原上，此人名叫段绳武，是当时的一代名将。
段绳武1896年出生在直隶定县高头村，15岁从军，在北洋军王占元麾下当兵，一点点靠战功升上去，老直系的王占元部被后起之秀孙传芳接掌后，段绳武成为孙传芳麾下的一员大将，直系军阀中的知名人物，我在做军阀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著名战役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1921年夏天，湖南军阀赵恒惕乘湖北内乱，想拣王占元一个便宜，派兵以“援鄂”为名抢地盘，但是碰上孙传芳，在羊楼司一带硬是把气势正盛的湘军，挡了8天8夜，为王占元赢得了争取援助的时间，这其中，段绳武出了大力。
在北洋军阀诸系统中，直系的军人，比较起来，是比较有报负有想法的，直系军队的纪律也相对好得多，能吃苦，能打仗，但比起其它军阀，尤其是皖系和奉系来，也比较土气。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年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昏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在当时的军阀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军队是军阀的生命，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是生存的依据，跟别人交易的筹码，放弃军队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彻底输掉的了的人，像段绳武这样，还有实力就卸甲归田，实属罕见。
当然，段绳武卸甲，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既来自于他家乡米鉴三父子的乡村建设，也来自他驻扎山东时，武训事迹给他的刺激。他想为自己长期因陷于战乱而苦难深重的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乡村建设设想，增加了屯垦卫边内容，地点选在以及成为前线的绥远。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段绳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等河北乡绅，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开始具体实施他的计划。
就这样，昔日的段将军，变成了段村长。他在五原一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先后把几千河北流民，迁移到五原，开荒屯垦。他先后建了三个新村，都是他的村长，他把全家都带到了荒原上，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