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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给他罗织的罪状，但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他和祢衡，都是狂士，都嗜酒如命，狂士喝了酒，什么说不出来？罗织罪名的路粹，原系孔融、陈琳一类的文人，平时就有诗酒酬唱，听到点彼此间的酒言醉语，不足为奇。
路粹卖友构罪，背后是曹操。孔融不是应世之才，两次出任地方官，一次北海相，一次青州牧，都丢了城池。在青州时，袁绍的儿子袁谭来攻，虽说孔融在大兵压境之际，表现得相当镇定，“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却无一策御敌，最后还是得“城陷而奔”，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显然，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只有像荀彧、郭嘉这样的谋略之士，才是曹操最需要的，所以说孔融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曹操的心目中，地位并不重要。当然，曹操也不是全然不在乎孔融，孔融是文学之士，建安七子的魁首，曹操与这些人有同好，戎马之余，忘不了作诗消遣，同为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草檄骂曹操，辱及曹操的祖宗，曹操却怜其才，收在帐下，官拜丞相府记事参军。但凡有文才的雄主，都需要有唱和之人，而且唱和者须是高手，否则不能满足其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雅兴。
可惜，孔融并不安于给曹操当陪酒赋诗的清客，他要提意见。曹操打败袁绍，曹操的儿子曹丕乘机将袁绍的儿媳妇、当时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甄氏收为己有。他假借经典，冷嘲热讽；曹操要恢复肉刑，他引“正论”反对；曹操有意拥戴曹操做魏公，他说王畿之内不能封建，暗示不赞成；最可气的是曹操下令禁酒，在战乱之余，粮食紧张之际本是必须做的好事，可他做酒德颂，说古之圣贤都是酒徒。
丢了地盘，在曹操手下做官的孔融，已经从昔日的孝子变成了名士。蔑视权贵，嬉笑怒骂，借酒使性，是名士的正常生活。这样名士当时还有几个，祢衡一向轻视曹操，就是不给面子，曹操用祢衡做鼓吏以羞辱之，祢衡就能当着曹操的面脱裤子，“裸身而立”。仲长统平时少言寡语，但作诗述志，则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其离经叛道，放浪形骸，已开魏晋玄学清谈之士之先河。面对当众脱裤子的祢衡，曹操可以将他送走，但是不脱裤子，却总是在耳朵边唠叨的孔融，就只好找个借口杀掉了，虽然借口找的并不高明，而且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即使是曹操，忍耐也是有限的。
在孝与非孝之间（2）
两汉、尤其是东汉，是经学的天下，儒生的时代，儒家伦理不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选官的最高准则，读书人为了获得出仕的机会，竞相在孝行表演上下功夫，最后走到了极致，做起假来。而曹操在扫平了北方群豪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新朝代的开创者，代汉之心，路人皆知，但却依然顶着傀儡的汉献帝不放，未免说的和做的，两两相背，最直接的结果是士人矫情做假之风更炽，嘴上说的仁义道德，做的却是追名逐利，贪财好货。于是，原来那些较真的老实人受不了了，干脆反动，把自己泡在酒里，乘着醉劲，嘴上离经叛道，从大孝走向了非孝。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1）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那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2）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遇生活，过早的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大个大的。
此人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图27），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3）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