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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的杨先生打来的，说已印出的书，在印刷厂中全部被警总查禁了。过了一会，又接邵玉铭先生亲自从韩国打来的电话，说安全局找了他，“由于您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讲的话是不能忍受的（指国民党当局不能忍受），所以通知我，您不准入境了。我表示遗憾和歉意！希望您继续完成我们商定的课题，但最好不要向新闻界公布”。云云。林希翎宁愿相信邵的诚意，“调虎离山”未必是他的主意。她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一番。11月11日中午，又有一位自称是受台湾出入境管理局马局长委托的某旅行社负责人来找林希翎，向林转达了两句话：一、12日不要去台湾了；二、希望对这事淡化处理。林希翎当即请他向国民党当局转达四点要求，其中一条是说：我12日再入台的出入境证，是出入境局亲自办的，自是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失效的话，应有新的书面通知，列出不准入境的理由。11月17日，那位台湾的代理人先生将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的书面通知交给了林希翎。函中写道：“台端前申请由法国来台探父亲病，爰予准许入境，已与父相聚。兹查令尊业经离台赴美，自无再度入境之必要。”这真是一篇妙文杰作，只有脸皮颇厚、内心发虚的台湾某些衮衮诸公才写得出来。林希翎读后不禁哈哈大笑。她的台湾之行竟以国民党之变相驱逐而结束。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7）
归去来兮游子情
林希翎在海外十多年，走过许多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接触过许多人，她的阅历、见闻更加丰富了。她告诉我当时选择定居法国，决不是为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和享受，她历来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读历史书和文学书，知道法国是个酷爱精神自由和热爱艺术的民族，这也是她终身追求和喜爱的。她从小就喜欢文学，也爱好思考问题，或许选择文学创作（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业余她曾写有数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后来自己将它销毁了），或学术研究，对于她是适宜的。她之卷入政治漩涡，完全带有偶然性，某种时候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这影响了她大半生的命运。现在考虑，她完全不适合弄政治，而且愿意彻底远离它。刚出国不久，不少外国的出版社以高额稿酬相许，要她写在大陆的回忆录。她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她也亲眼看见从国内出去的一些小骗子、小痞子，为了弄钱、出名，也写出了某些被外国人哄炒得很“热”，其实是过眼云烟、一钱不值的书。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所有不该卖的东西），都被她婉拒了。她宁愿过清贫而心境平静、安宁的生活。自1990年以来，她已与一切海外的政治活动切断了关系，在巴黎深居简出，除了照看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未成年）和高龄的老母，承担负担不轻的家务事，便是读书、练笔（她称此为练笔，因为并没有认真地去写作）。
但她常常牵系的仍是大陆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和人民，这里有她许多的亲人、朋友，既有受难、痛苦的经历，也不乏美好往事的回忆。她所信奉的仍然是民主、人道、自由、和平和民族兴盛，她可能做不成什么事，但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不做损害它的事。
她觉得如果撰写她愿写的文学性回忆录或小说，那么较理想的居住地，仍然是她熟悉的、也便于收集资料、素材的中国故土。
我祝愿林希翎早日归来，哪怕是暂时的客居也好。我想这也正是她的许多朋友们期望的。
写于1994年9月初
（载《传记文学》杂志1994年第10期）
“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1）
“干预生活”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个创作口号，反右后被一些批评家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并且认为这股理论，创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学》编者秦兆阳等人。（请参看《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刘白羽等人批判文稿。（注））然而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得从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说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年发表后，我国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很快翻译连载并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要他们学习娜斯嘉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要积极关心、参与正在进行的事业，要同妨碍事业发展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恐怕就是其后风行一时的干预生活的本意。再就是苏联另一位作家奥维奇金，1952年起，他在苏联《真理报》和《新世界》杂志一连发表几个近似小说的特写作品，这就是使他后来名声远播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区里》及《亲自动手》（1954年）。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层政权领导者思想工作作风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突破了当时苏联某些作品颇为盛行的粉饰太平现象；同时，作品也展开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与官僚主义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难忘的形象。这样直接面对真实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1955年10月，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来华访问，刘宾雁任陪同翻译。刘白羽在中国作协机关的一次讲话中首次介绍了奥维奇金这个特写作家的特色。作协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译载了奥氏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开会讨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会上部分发言，醒目的标题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说：为什么讨论上述作品呢？“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是我国刊物首次用了“干预生活”这个提法。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的发言再次强调“奥维奇金的特写为什么这两年在苏联这么突出，也是因为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反对了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奥维奇金在艺术上的成功，当然还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官僚主义者，而在于他接触到了官僚主义者的灵魂深处……奥维奇金像一个侦察兵一样，从侧面袭击了包尔卓夫，从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上全部地揭露了包尔卓夫自私的灵魂。”作为体现文艺政策和文艺导向的《文艺报》，在1956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提倡干预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载文高度评价《人民文学》新出四月号上刊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题目是《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苏平指出：该作“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着生活中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愤怒地鞭斥那隐蔽在生活的角落里的落后事物，作品里洋溢着不可抑止的激情。我以为，特写这种文学的战斗体裁，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真正起到作为生活中勇敢的侦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当有人对干预生活的口号提出质疑的时候，（参看《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马铁丁文章《何谓“干预生活”？》）《文艺报》第五期仍然发表署名晨风的文章《要不要“干预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给我们的创作“带来若干成绩”，而作家们也并没有忘记“赞扬生活中的光明面，”而专门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像有些人所顾虑的那样。因之，“我们所应当做的，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这方面的努力”。
任何一种思潮、一个创作口号、一种创作倾向的出现、存在，只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就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偶然孤立的现象，而必然有其现实的依据。1956年、1957年之际，一些作者写出，《人民文学》这本“潮头”刊物带头发表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这固然跟作协领导人的提倡、苏联奥维奇金等作家作品的影响、《文艺报》的导向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向文学提出了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讲到执政党需警惕脱离群众，要反对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刊出后，笔者曾有机会去工厂、农村，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工人、青年等对作品的意见，普遍的反映是热烈地赞成、拥护，几乎听不见什么反对的意见。我感觉这是一股强劲的势头。倒是在文艺界，能听见个别人不同的声音。反右扩大化后，某些人硬说“干预生活”作品的出现是少数刊物的编者脱离生活，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真是主观主义地颠倒是非了。
“干预生活”的作品，历史已作出定评，现在似无必要再恢复这个口号。历史地看，这个口号也有缺点，“干预”两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用关心、参与这类的意思似更确切。最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单纯是功利的考虑，而是深广地面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
“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2）
注：李希凡文章的题目是《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逆流》。姚文元文章的题目是《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刘白羽文章的题目是《秦兆阳的破产》。
（载《读书人报》）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1）
“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是1959年12月8日至年底，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动员反修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陆定一部长在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也是周扬副部长的主旨讲话中体现的总的精神。这是中央书记处批准召集的一次重要会议，讲话的还有张子意、林默涵两位副部长，并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到会讲了话。我那时在《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于1960年1月上旬，有幸听了全部传达，作了详细记录。我认为“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这个貌似新鲜却又费解的提法，其实是不符合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说法（即“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不能免地要产生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在每个民族里面也有有产阶级的文化，而且不仅只是‘成分’，而是统治的文化。”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之批评的注释》）和毛主席关于对文化遗产应“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见《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的。周扬在报告及讲话中着重提出要彻底批判达到高峰水平的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因为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特指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文艺）的老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老根。对马、恩、列对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评价颇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作品，周扬持尤其严峻的批判态度。他说：“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如果只反对一部分反动的，而不清理整个的，那么，‘根’还没有解决。”“今天对我们的危险不在我们轻视而是对遗产太盲目迷信，”“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从来当作不可动摇的典范，如果不破除迷信，会妨碍文艺的成长。要有一个革命。”“批判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消极方面，一方面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另方面，反对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力量。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现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或者更坏一些，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的东西。”陆定一也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是培养反对共产主义的个性。”周扬继续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究竟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就世界观而论，同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托尔斯泰、斯汤达、罗曼罗兰，同我们不能相容的，要划界线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佼佼者，看到资产阶级的没落。我们承认其历史地位，给以估价，只此而已。他们对资本主义又批判又巩固，宣传个人主义，这还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技巧方面的某些成就对我们是有益的，否则，何必要遗产？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人道主义世界观来影响青年。所以，要树立批判的旗帜，把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