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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缜密的思谋下，这个惊天要案被纳入民国的司法逻辑。次月，余立奎审判在香港开庭。
审判进行得极其艰难，不论是英国法官还是戴笠的密探，都无法拿出确凿证据。但此时，象征公正、廉洁、“真相”，并以法袍、假发等中世纪礼仪为点缀的英国皇家法庭，却已被戴笠的手段全盘笼罩了。
这个曾历经苦寒的人无法拿出余立奎“指使行刺”的证据，但他深信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他通过自己聘请的英籍律师史杜沙剌，到处打点，仅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20万元。此外，他先后贿赂香港法庭上下40万元，以至于“南京政府钱太多”变成香港司法界的一个笑话。
戴笠首开了蓝衣社的行贿先例，为的不过是引渡余立奎。他的活动太过明目张胆，甚至导致了首都警察厅的不满。余立奎被引渡至南京后，一个警官毫不掩饰地对余立奎说：“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捕到一个真正主犯……”
引渡至南京后，“刺汪案”的真相被这个工于心计的大特务，层层湮没、淤积进南京那无比厚黑的审判黑幕里了。南京的审判整整进行了大半年，在此前后，先后无辜被捕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这上百人有的仅仅在十九路军服役过，更有的仅仅因为在案发当日匆忙赶路，被认为“形迹可疑”而遭受逮捕。他们很少有生还者。
孙凤海的兄长孙凤山、夫人崔正瑶，以及姨妹崔正琪等人，都被以中世纪的株连方式捕杀。此外，上海傅耀东医生在淞沪抗战中曾为十九路军做过护理社工，由此认识了王亚樵的学生许志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这个医生也遭受了逮捕。被捕后，他经受严刑拷打，后来“不知下落”。
最后，连租借房子给晨光通讯社的房东，为他们处理杂务的老人，临近的一些一生安分老实的和平居民，也整家人整家人地“不知下落”。
是这些无辜的尸骨，平息了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刺杀案。对这些“乱世重典”，蒋介石却频频赞叹，认定戴笠是蓝衣社罕见的“能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立奎审判进行的同时，另一个更为诡异的刺杀案又在上海惊发。1935年12月24日，外交部次长、汪精卫之下的第二号亲日派人物唐有壬，在甘寺东路甘村寓所的台阶上，被隐藏在隔壁停车间的两名杀手袭击。唐有壬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奉命调查此案的，当然还是戴笠。
在调查“汪、唐”两案的这个冬天，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蓝衣社代理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不过短短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月，特务处继兼并调查课后，迎来了再一轮的发展狂潮。
1935年冬天，在广漠的26省土地上，共有警察26万3千余名，地方武装近百万人，这个庞大的准军事团队，此时鱼肉乡里，“废弛不振”。但早在1933年，邓文仪执掌调查课时，他就在20余省保安处、上百个警察局都设立了调查科，一是以民团、警局为活动掩护，再是监视各省军阀的“异动”。
调查课原以“克格勃”为效仿。但戴笠接收调查课、并入特务处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一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到1935年秋天，一个混合了“盖世太保”、“克格勃”和古代“锦衣卫”特点的，空前严密的特务模式完全成形了。
这个冬天到来时，对于手上虽然精干、却只有区区两千余人的特务队伍，戴笠似乎不再满足了。他决定接管警察与民团。
这个冬天是特务处的风水流年。戴笠“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天时是蓝衣社的惊人声势与惊人涣散，地利是原调查课在警察、民团中的细密网络，人和是蒋介石的空前赏识，以及郑介民的职务便利。他坚信自己有能力执行特务处的“大跃进”，而不会把组织拖进涣散腐败的沼泽地。
职业特务、业余特务、耳目网的三层区分，是戴笠所构想的新的特务处。这一年冬天，戴笠获准筹备“中国警察学会”。被推举为筹备理事的，清一色是戴笠骨干，如赵龙文、李士珍等人。中国警察学会首先在各省设立筹备分会。随着分会网络的舒展，特务处以近2千名军情特工为骨干，短短几个月时间，扩张职业特务近一万人。它的声势一举超过了已苦心经营6年有余的中统。
与此同时，一个个惟特务处马首是瞻，并按戴笠严令、与朝天宫老死不相往来的复兴社小组、区社，也在各地的警察局出现了。到次年年初，戴笠发展了两三万名警察入社。驻各地的特务站先后搬出蓝衣社分、支社办公处，入驻各警察局。
警察之后是民团。早在1933年，蓝衣社就掌握了长江中下游八省的地方武装，直接掌握兵员四五十万人。此时，10余省保安部队的上万军官，和几千名警官一同成为了业余特务。戴笠也在保安部队中大肆发展复兴社组织，任一一个县的保安团，大则区社，小则小组，成员总数也在两三万人之间。他们和数万警员一样，都是特务处的“耳目”。
1936年到来时，戴笠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一个被《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的机构”的“戴笠组织”，至此已完全浮现在蒙昧的天空和苦难的土地之间。
随着1936年夏天的临近，特务处已成为蓝衣社的真正重心。五年前酷暑中腾杰的青年意气，几十位青年甘冒杀身之祸的组社热血，所有这些正直的种子，在五年后终于收获了一颗邪恶的果实。1946年戴笠失事丧命后，民国以史诗般的手笔，规模空前地悼念这个清廉却畸形、勤奋却诡秘、才能出众却满腹阴谋的人，那些害虫、人渣、盗贼、鼠辈的首领。
1936年夏天，李济深、陈济棠等策动的“两广事变”爆发。这是民国时代军阀分裂的尾声，它有惊无险。南京几乎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一事变。其中，蓝衣社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政训、情报、策反等工作。刘健群负责政训，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策反，这三个蓝衣社的大魁首，决定性地使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在这一事变前后，蓝衣社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南昌机场大火案中经历失意、但在担任驻莫斯科武官期间被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邓文仪，接替前赴广东的刘健群、郑介民，担任书记长。
邓文仪是蓝衣社的第六任书记。在他的任期内，风雨飘零的朝天宫、蓝衣社，显得更加摇摇欲坠。
也是这个夏天，戴笠开始遭逢了他一生中惟一的对手。这个对手，他的许多原“调查课”部属都很熟悉。那就是曾在武汉反腐期间组织“锄奸团”的小头目杨又生。
他也是刺杀唐有壬案的策划者。
2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年代初，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不攘；若能攘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四期同学龙之章即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1933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道，“……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团连长肖佩韦。1935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1935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1936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和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10月15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望远镜的监视下，“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包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口。
10月25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1936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出其右；其二，杨又生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3
1936年冬天，我家乡20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学堂当时有300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