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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华北自治”风潮的日渐卷起，千万民众都把汪、唐二人视为“卖国贼”。市井道路充斥着“斩汪、唐以谢国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波及到了朝天宫。但是，谁会在刊物里公然提出“刺汪”呢？
正当许多电话、电报涌到朝天宫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秘的力行社员，把这份刊物送给了还逗留在青岛的汪精卫。
汪精卫勃然大怒。他气势汹汹地赶回南京，当着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面，出示物证，并质问蒋介石是否要“煮豆燃萁”？蒋介石异常狼狈，却又有口难辩，只好将一股怒气发泄到了朝天宫的丰悌身上，扬言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止了。但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如此事件，自然要追究责任人。于是，蒋介石一面勒令丰悌、戴笠限期侦破此案；另一面，直接的责任人即总社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傅胜蓝，判入狱两年。
但一直到此时，还没有人怀疑到丰悌亲信的秘书、朝天宫“新进之人”陈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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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到来时，分布在十几个省的几千所学校纷纷复课了。市井、校园出现了一片短暂的宁静。但此时，建立了〃二次复兴狂飙〃这样不世奇功的丰悌，又从朝天宫发出一道新的指令：各地社员都有在当地发展童子军，进而发展组织的义务。
童子军以各地高中生或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一些地区甚至也招募小学生入童子军。是时，丰悌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已一年有余。他一道接一道地下达指令。起初是每个新成员必须发展一名童子军，进而是要求每人发展两到三名童子军，并介绍一人入复兴社。最要命的是，丰悌明确指出：发展童子军、复兴社高中生成员的数量多寡，将是原复兴社成员升入〃革命同志会〃的主要标准。
这些指令到各区社、小组后，被层层加码。最后是多多益善。各级书记、组长也效仿丰悌，天花乱坠地对下属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许诺。无数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频繁活动，以幼稚的口吻，故作神秘地向低年级学生推销着一个秘密组织，总会地点远在南京堂府街三条巷，由丰悌兼任书记的〃童子军励进会〃。
童子军狂潮被轻易地制造出来了，它席卷了无数个家庭。这年秋天，学校附近的一些裁缝店小老板乐坏了，他们都接到大批童子军制服的订单。在一些小县城，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这些童子军制服都是一个个孩子向家里要来，甚至是从零花钱、早点钱里节省出来的。
一夜之间，街道、校园处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构成民国的一个奇特短暂的景象。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了一个人数从一二百到三五百人不等的〃童子军团〃。
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童子军，开始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管制，参加疏通河道、纠察市容、捐机宣传等当时极为时髦的工作。许多人第一次参加了体育锻炼，第一次进入了集体生活。家庭的藩篱，乃至阶级、出身、贫富等区分，在这里都短暂地消失了。许多人有了挺拔的身材、黝黑的面容、整齐的牙齿。一些外国观察家评价道：这是一个关于青年的、重大的社会变革。
但更触目惊心的事实却是：随着〃童子军励进会〃网络的惊人延伸，童子军组织迅速演变为蓝衣社、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了。从1935年秋天到当年底，全国童子军从8万余人一举扩张至约30万人。大约10万人加入了〃励进会〃，其中三四万人被发展为复兴社成员，并领导起了一个个励进会分会。
蓝衣社的金字塔式组织形成了。处在塔顶的，是300多个黄埔军人，其下是约3万名的中下级军官、大学教师、公务员、学生领袖，再下是20余万人的复兴社组织。最底下的，则是作为蓝衣社的塔基，复兴社成员补充地的数以十万计的童子军。一直到1936年、丰悌早已下台后，童子军风潮仍然席卷着绝大多数的学校，并且规模仍然很大。当年10月，当蒋介石决定效仿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少年队〃，举行全国童子军大露营大检阅时，全国童子军总数已达50万人，其中〃已登记者〃即已加入复兴社的人数，达到了20万人（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9月30日）。
约15万名新成员，加上原来的10万名成员，蒙昧民国近一半的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一举被纳入蓝衣社的轨道。而这一切不过耗费短短5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青年组织，有过这样的声势，控制了这么多青年。虽然政学系人物、CC团人物，甚至蓝衣社自己的〃四大金刚〃，都只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这个狂飙般的风潮，但的确，朝天宫一度笑语晏晏、志满意得。
丰悌更是得意忘形。蓝衣社在一个个街道、社区，乃至乡村和集镇，也都流露出一种民国〃青年领袖〃的、不可一世的姿态。
肖作霖不无羡慕地说：〃丰悌担任书记长期间……是复兴社的极盛时代。〃
但，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所谓第二次〃复兴狂飙〃的真相。它证实了这不是蓝衣社的什么〃极盛时代〃。相反，这一期间它的基层组织虽然急剧膨胀，但其内部，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它只是蓝衣社的一个深度浮肿、〃回光返照〃的时期。
如果不是1935年11月初的一声枪响，〃大跃进〃原本可以延续得更久一些，规模也可以更大一些。但随着这一枪声，丰悌，这个人为制造了蓝衣社虚假繁荣的第四任书记长，他的因性格而导致的悲惨命运，开始露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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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上午9时，天色阴霾，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从青岛回到南京的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简短的开幕典礼后，上百名委员到礼堂门口照相。人群分成了五排，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站在第一排。
与此同时，几百名记者在宪兵、便衣的维持下，站成一个半圆形。无数摄影机、照相机对准了党魁们，镁光灯连成一片。但此时，不少细心的记者已注意到一个细节：缺了一个大人物。
当时任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后来也谈到这个细节：〃……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离开礼堂后，即于礼堂大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观察一番后，又转向秘书长办公室……〃
也就是说，蒋始终没有出现在大门外，更没有参加照相。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南京事实上的头号人物，在这样重大的一次会议上，为什么不参加合影呢？
这个疑点使接下去发生的事件，显得异常诡异、阴森。9时35分拍照完毕后，各委员转身上台阶，要回到礼堂去开预备会。说时迟、那时快，混在人群里的孙凤海，忽然突出几步。他掏出大衣里的手枪，对汪精卫连发三枪。三枪全部命中，一弹中脸颊，一弹中左臂，另一弹击中左肋骨。汪精卫当场倒地。
人群被变故惊呆了，一下子寂然无声，随即又哄地一声，四处逃窜。
孙凤海要继续开枪。此时，站在他附近的张继一反文官常态，冲上前拦腰死命抱住了他。孙凤海又开两枪，但在张继的扭打下，两枪朝天。趁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孙凤海。卫士这才反应过来，对孙凤海开了两枪。孙倒在血泊里。旋即，卫士从孙的大衣口袋里翻出了名为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的出入证。
蒋介石闻声而出，与他一同奔出的还有汪夫人陈璧君。他们立即组织人手，并亲身护送汪精卫到医院抢救。
为获得口供，一队宪兵也送孙凤鸣到医院救治，另一队宪兵则封锁了现场，对几百名记者进行盘查。最后，大批宪兵、警察、特工赶往陆家巷23号，意欲围捕华克之等人。
晨光通讯社已人去楼空。当日，南京全城戒严，水陆空交通全部断绝，凡以匆忙表情赶路的人一一被宪警拘扣，抓捕了上百人。
当夜，孙凤海在医院，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死去。而此时，华克之等人所乘坐的轮船，已经临近香港了。
蒋汪矛盾、《司令塔》刺汪计划、蒋介石缺席合影……这重重背景，使刺杀案出现了层层迷雾。当日，南京市井的窃窃私议，众口一声认定，该案的杀手系蓝衣社所派，其〃幕后人物〃是蒋介石。
蒋介石狼狈不堪。该案麻烦之大，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再次分裂。蒋介石怀疑〃刺汪案〃的指令出自朝天宫，午后时分，紧急召见了数十名蓝衣社中央干事。肖赞育回忆，在等待他们赶赴官邸的间隙，蒋〃来回踱步，面色铁青〃。
果然，丰悌、贺衷寒等人刚刚悄无声息地步入大厅，蒋介石即大发雷霆。他一语概括了对丰悌的评价，责骂他〃愚而好自用〃。
丰悌当即起立，为自己辩护。他已是中央委员，也在丁家桥目睹了刺杀案的过程。他深知此案关连重大，于是对天发誓，说自己和〃刺汪案〃绝无任何牵连，不仅他自己，朝天宫的绝大多数人物，他也是敢担保的。
说到这里，他可能记起了一直引为心病的《司令塔》事件。他又辩解说，他已命人监视编辑、印刷工人，并调查所有嫌疑人员，《司令塔》事件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他认为自己担任书记长以来，尽心尽责，〃如校长果以为涉案〃，他们可以集体〃到中山陵，于总理灵柩前发誓明志〃。
这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口若悬河。这更加惹怒了蒋介石。他嘴唇哆嗦，显得怒不可遏，而后掷地有声地斥骂：〃我把组织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随即他命令卫兵把丰悌拉出去，当场枪毙。贺衷寒赶忙制止卫兵。干国勋当夜的日记写到：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当日傍晚，渐渐平静的蒋介石，终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惩处办法。他下令先免除丰悌的书记长职务，留待调查；并声称将建议中委会，免除其中央委员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刘健群再度接任。考虑到刘健群仍然〃健康欠佳〃，决定已回到南京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代理〃该职。
11月1日晚间，几十名朝天宫人物散去后，蒋介石又召见了戴笠。他秘密地叮嘱了这条忠实的〃看家狗〃一番，直到深夜才让他告退，让他着手平息此案。
随着〃刺汪案〃调查的进行，蓝衣社最后的〃戴笠时代〃开幕了。
第十八章暮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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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长征部队拐过了六盘山。八万多名从江西的柴门边出发的子弟，最后只有不到7000人摇摇摆摆走进西北的窑洞。但，毛泽东仍然以“屈指行程二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表明了“缚住苍龙”的大气豪情。
与此同时，南京却因“刺汪案”一片混乱。
孙凤海所用枪械，是杀伤力较小的四寸左轮，三弹皆“有入无出”。11月19日，除一颗弹头夹在两根肋骨之间无法取出，汪精卫脱险。次日，他由陈璧君陪同，悄无声息地前往上海租界疗养。
这个举动表达的是对蒋介石的深刻质疑和敌意。蒋介石试图用以证明“国民党空前统一”的四届六中全会，在一片非议、怀疑、指责中落幕了。它也使刺杀案的破获或者说是了结，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22日，处在巨大压力下的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地对特务处香港站发出密令：逮捕余立奎。
余立奎，原19路军补充团团长，闽变后退出现役，随李济深隐居香港，并与王亚樵结成密友。几乎刺汪案刚刚发生，特务处香港站即接受戴笠指令，监视余立奎。但监视的结果却是他与该案“毫无关联”。
显然，戴笠要找的是一只替罪羊，而余立奎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顶罪人选。
李济深反蒋态度之坚定，举世皆知。余立奎作为其部下、亲信，谋划此案指使杀手是顺理成章之举，可欺世人。况且孙凤海在十九路军服役之际，余系其长期上司。由此该案可全盘推卸至李济深集团。
其二，蒋、李是死敌，在蒋介石被举世质疑的情况下，推出余立奎可使人认为蒋介石与该案绝无关联。并且可以获得一份异常重要的审判供词：该案第一行刺对象是蒋介石，只是蒋“阴差阳错”地不在现场，刺客才转而杀汪。
推出余立奎，使蒋介石也处在和汪精卫并无两样的“受害者”地位，以博取党内同情、冰释社会舆论。最后，余立奎地位不高不低，最为适宜。过高者，不必说制造冤案，即使在香港逮捕、引渡也不容易；过低者，无法取信世人……
在这样缜密的思谋下，这个惊天要案被纳入民国的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