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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七舅的意外发现终于使对五舅的寻找有了重要进展。
我的七舅解放前在银号工作；当过钱庄的经理；解放后钱庄关闭他就到朋友开的“大北”照相馆当了会计。七舅继承了书香门第的衣钵；喜欢古典文学；喜欢搜集古董文物；喜欢结交朋友；在钱庄关闭的过程中认识了民政科长荣里东。一次；两人在一起聊天；荣里东说：我们家乡还埋着你们潍坊一个人呢！七舅问：是谁？荣里东说：叫王育民。七舅大惊道：那是我五哥啊！震惊之余七舅盯住荣里东连连追问；原来荣里东解放前是中共临淄县委通讯员；他不仅知道五舅牺牲的事情；还“在党的会议上见到过他也到会”。谈起往事；荣里东非常感慨。七舅小心地向荣里东询问：我五哥是烈士吗？荣里东严肃地回答：王育民当然是烈士！七舅还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惜荣里东说不出来了；但让七舅惊喜的是他提供了一个可能知道详情的人；这就是当时与五舅同在抗日救亡团的王君。
线索就这样出现；好像阴霾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
七舅立即将消息告知母亲；母亲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寻找王君；终于在北京粮食部找到了；于是先由组织出面发调查函；接着通过老战友联系；之后是通信；再后来是带着表哥亲自前往。
1957年冬天的一个日子里；母亲和表哥终于在北京见到了王君。表哥回忆说；那是一个很朴实的人；提起往事来仍有抑制不住的激动。他知道五舅牺牲的全部经过；写了证明材料；并提供了和五舅共同组织救亡团的另一位负责人杜振东的线索。很快；由表哥所在的海军单位出面；调查信就寄往杜振东所在的大连一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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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班。
在时光匆匆过去了将近二十载后；五舅失踪的谜底终于被揭开了。
王君在信中写道：
1937年10月间；我和杜振东以及王育民同志找到了本县的一位国民党员李寰秋共同组织抗日武装；在组织之初；就设定以八路军所宣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我们的政治路线；但部队组成之后；李即马上背弃了他的诺言；暗地与国民党的一个游击组织首领周胜芳（后来投降日本）勾结；因此我们便脱离了这一部队；而另于1938年5月间在我党的领导下；深入农村重新组织抗日武装以及群众组织——救亡团；并对李展开了政治斗争以促其抗日和爱护群众。当年旧历八月十五日；李派武装逮捕了我们县团部的负责人杜振东与王育民；和一位村团部的负责人……
事情正是发生在1937年的那个秋天；母亲和五舅分手后不久。五舅和杜振东等联合当地的豪绅李寰秋组成了“广饶人民抗日自卫团”；活动在临淄、广饶一带；李寰秋任司令；杜振东任副司令；王育民任参谋长。
几十年后；当我们重新谈论此事时表哥禁不住叹息；他们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联合组织抗日武装呢！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在当时；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途径。李寰秋手里有不少人马和枪支；这显然是吸引五舅他们联合的主要原因；但李寰秋背信弃义危害百姓的行为又使得他们与之断然分手。后来；李寰秋的队伍被收编为国民党保安十六旅；李寰秋任旅长；而五舅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团则直接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团进行联系；为八路军提供武器情报；输送干部。
六十多年前的那个中秋之夜；五舅他们在县城西关“裕源号”开会；李寰秋设下了鸿门宴；将杜振东和五舅武装拘留（后杜振东被保释）；罪名是为共产党组织武装；强令交出枪支。五舅在狱中全副镣铐；绝不屈服；他义正辞严地斥责道：我抗日有何罪！这枪支就是为共产党准备的；头可断；枪不可交！在饱受折磨四十多天后；经八路军方面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再三交涉；李寰秋终于被迫放人；但下令将其武装驱逐出境。
此时已是秋末初冬；五舅的身体非常虚弱；他由两个士兵押着；强忍着伤痛；骑着王君交给他的一辆自行车前往八路军管辖的地区。一路颠簸；五舅终于坚持着到达了临淄边境；隔着一座桥那边就是八路军管辖的广饶了；疲惫不堪的五舅再也无力把自行车蹬上桥去；他扔下车子可能是想喘息片刻再走过桥去；就在这时候；有人拦住了他；国民党设下的埋伏早已等候在那里；有马队追上来看见他就开枪；就这样；他被杀害了。
五舅就倒在那个当时叫率王庄的小桥边；那个和八路军近在咫尺的地方。那里是他深深热爱着的家乡土地；他一腔热血想要报答这片热土；结果却被自己同胞的子弹所击中；被害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1957年2月；经过母亲、六舅、七舅等人多方查询之后；表哥接到临淄县第五区呈兰乡郝家村公社党支部书记李承仁的来信；告之“王伯难躯安葬于本村东南坡头菜地”。五舅打游击时当地很多人都认识他；郝家村的一些人还目睹了他被杀害的经过；并报告了中共清河特委；之后乡亲们将五舅安葬了。王君说；五舅被害后；临淄广饶一带的游击组织一度受到很大挫折。杜振东说；中共清河特委对五舅的死既悲愤又惋惜；曾表示“将来有机会要将育民好好安葬”。
1958年秋天；在五舅被害整整二十年后；六舅和七舅终于出发；前往五舅牺牲的地方。
那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日子；六舅和七舅结伴而行；他们沉默地坐在车上望着窗外缓缓掠过的原野；谁也没有心思欣赏那些金秋美景。
在这个家族中；与母亲和姨走了不同的道路一样；六舅和五舅也同样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大相径庭。亲戚们说；六舅从小生得漂亮；聪明过人；三十年代在青岛义德栈做高级职员；办事干练深得老板赏识；但也沾染了一些不良嗜好。即便如此；六舅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哥哥；得知哥哥受害的消息后；他难过得很多个夜晚都不能入睡。在寻找五舅的过程中他竭尽全力地查询每一个线索；和母亲互通情况；在他不断地写给母亲的信里对兄长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每每令母亲看了都十分感慨；总忆起那个从小背着自己一起玩的六哥。
那天；六舅和七舅风尘仆仆地来到郝家村与众乡亲见面。李承仁的母亲对当年五舅遭害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起来忍不住落泪。有人还指着七舅说；死去的人很像他。在乡亲们的引领下；六舅七舅来到了村东南菜地五舅的坟前；那坟包就坐落在坡地上；虽然经历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的风摧雨袭；因有乡亲们每年清明为之添土依然完好无损。李承仁的母亲亲自准备了香烛菜肴；秋风萧瑟中众人一同祭拜；然后将遗骨起出。他们在五舅的颅骨上发现了枪眼；还存坟地里找到了一双皮鞋；六舅七舅认出那正是五舅时常穿在脚上的鞋；二十年的光阴；皮鞋竟然还没有腐烂。
六舅和七舅将五舅的遗骨一一收敛；在众乡亲的帮助下装在两个包袱里；一人一个背在身上；暮色苍茫中他们别过淳朴的乡亲们；迈着沉重的脚步把自己的哥哥带上归家的路途。那夜；他们寄宿在一家小旅店；夜深人静兄弟二人相对而坐；中间摆放着的是裹着哥哥遗骸的包袱；睹物思人；忆起当年父母兄弟们在一起时的种种；他们终于忍不住大哭一场。
后来的事情办得很顺利；经过潍坊市政府批准；民政科长荣里东经办；五舅被安葬于潍坊烈士陵园。
母亲终于知晓了哥哥牺牲的详细经过；虽然一切已在意料之中；但那悲壮的一幕依然深深地注入母亲的思念之中；直到耄耋之年；她还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表述着自己的满腔悲愤：
育民哥之死；是为民族而死；是为复国仇抗日寇而死；是铮铮铁骨为抗敌救国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而被杀害了的！
育民哥死得顶天立地；光明磊落！
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常听到母亲讲述五舅的故事；我们听得聚精会神；为有这样一个传奇般的舅舅而感到自豪。有时候；单纯的我们也会发出幼稚的叹惜；五舅为什么要在那座小桥前停下来呢；假如他再坚持一下；走过了那座桥……母亲好像听不到我们的发问；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那痛楚的表情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切都无法改变。
按说；五舅的遗骸被安葬在烈士陵园里；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事情本该结束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五舅被安葬时；母亲并没有亲自前往吊唁自己的哥哥；她只是在北京静静地听候着从家乡传来的消息。离开解放初那次回去已经快十年了；寻找了多年的哥哥终于有了下落；母亲理该回去；但她最终没有动身。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母亲一向是以工作为重；而那个年代的攻治斗争形势又是如此变幻莫测；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翻船的危险；作为一个单位的头头她必须坚守岗位保持高度警惕……但我总觉得；这都不是主要原因。母亲不想看到哥哥的遗骸；那个存在于内心的希望还固执地蛰伏在那里；她宁愿守着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真情和隐隐的期盼；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我觉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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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还是；以母亲的经验看来；整件事情并没有完全落下帷幕。
我看到了母亲那时候留下来的材料；每一封来信；每一份证明材料都保存完好。不仅如小纸条；仔细地注明时间、地点和要说明的问题。此外；还有那些没有写成材料的由别人口述的情况记录；那些抄了一份又一份的证明；甚至还有用过被退回的组织介绍信……所有的一切都被母亲细细地保存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母亲去世后；那些材料就静静地躺在她的抽屉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勇气打开它们。那一个个褪色的旧信封、那一张张磨损的发黄的纸页仿佛都在述说着岁月的故事；翻动它们只能让我感到沉重和更加想念母亲。直到有一天；我下决心打开它们的时候；我仍旧禁不住为母亲当年在五舅问题上的谨慎和执着感到惊讶。我察觉到；母亲并没有因为五舅葬入烈士陵园而卸下身上的担子；那块压在母亲心头的石头始终没有彻底移去；她好像还在固执地找寻着什么。她想要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呢？我问过母亲的好朋友王阿姨；问过表哥；他们告诉我；那是五舅的身份。
在所有得到的证明材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五舅是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母亲看来；五舅肯定是共产党员；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一再叮嘱自己去找共产党；他自己怎么可能不加入共产党呢？再说荣里东证明曾经在党的会议上看到过他；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不是党员又怎么可能参加党的会议？回忆五舅在济南的种种表现；谁又能保证他不是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人？回想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十团所做的种种；谁又能认定即便此前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在此时他还没有加入共产党？！
母亲为这个难以弄清的问题而苦恼不堪；她很多次地和王阿姨讨论着这个问题。她们一遍遍地回忆着在济南那个小院子里看到的五哥；谈论着那个充满了理想和魅力的男人；谈论着她们在泰山上看到五哥写给母亲的信“要彻底抗战就到西北去找无产阶级”；她们正是照着五哥的话去做的。每一次回忆；母亲和阿姨都有说不完的话；每一次回忆；她们都为五哥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指明道路而心存感激。后来；王阿姨告诉我；对五哥的身份她的看法有所不同；因为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也因为五舅毕竟在反省院里也曾经反省过共产党人；她更倾向于五舅是国民党的左派。她为母亲的焦虑感到担忧；不止一次地安慰母亲；她对我说；难道国民党抗日就不是烈士吗？国民党抗日也是烈士！话虽这样说；但这在当时并不能解决母亲迫切希望弄明真相的问题；母亲不同意王阿姨的看法；她觉得阿姨对五舅的了解没有自己深；她坚信五舅是那种拎着脑袋干革命的共产党人；并固执地想要继续找寻新的线索。
这个身份有那么重要吗？几十年后；翻看着母亲留下的那些材料；我为她的苦苦探寻感到有种说不出的沉重和压抑；几十年来母亲为了查明真相实在做了太多的努力；五舅为抗日救国英勇牺牲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难道有这一点还不够吗？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这当然很重要；被母亲引领着经历了艰难找寻的表哥回答得从容而坚定：在那个年代里；你见过烈士陵园里有不是共产党员的吗！
那一刻；他的话让我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惭愧。细想；竟不由地从心里感到一阵发凉。
我猜想；母亲一定是看到了这一点；母亲显然是在担心着什么；为此她才下决心要追寻到底。然而；这一次；寻找的难度大大地超过了此前；到哪里去找呢；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谁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呢！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国共两党之间经历了相互合作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