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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的政治家——胡耀邦
■ 李 普
《博览群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编辑部向我约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为这家杂志题写刊名的耀邦。
耀邦是我十分敬重的人，虽然我同他毫无个人接触。到过他家里一次，那时他住在富强胡同。我是同新华社几个人一起去的，想必是为了谈工作。何以谈工作而跑到他家里去，大概那是1978年他出任中宣部长以前，他还不直接领导新华社；而我们知道他很高明，为人又随和，想去听听他的高见吧。这件事不是我联系的，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刚坐下，他的秘书来说华主席请他去一趟，我们只好告辞。后来他当了中宣部长，我去中宣部开过几次会，也从来没有单独交谈过。
但是我仰慕他的大名却已经很久很久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常来向我组稿，常常说起他们的耀邦怎样勤奋，怎样喜欢读书，读了多少多少书，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及其以后至今的十五年，我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阅历和领悟也渐渐加深了，对他就越来越敬仰。
耀邦的一生多姿多彩，这个大伟人和有关他的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不记得我国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说过这样一句话：治理天下还得靠读书人。毛泽东似乎是认可了这一点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过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十分鄙视和丑化知识和知识分子。建国以后，以“大老粗”为荣的风气却在很大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时尚，后来更发展到“读书越多越反动”。凡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都必到农村须向农民学习。学者王学泰在他论《水浒》与江湖的书中评说了这种风气，他说：“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权威、反传统和崇尚勇武、奋斗的价值观，实际上其本质是蔑视规范，提倡粗鄙的游民文化”。我认为这话十分精彩。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游民文化越发神气起来。
胡耀邦是老红军中的红小鬼，走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立即进入了青年团的领导层，成了大干部。老红军大多数是中青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四十二岁、周恩来三十七岁，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将军仅仅比耀邦大七岁，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也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可是这班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勤奋读书的，耀邦是唯一的一个。
在那个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时代，《列宁全集》出版了。耀邦对来访的朋友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读到列宁全集第几卷了。”有人回忆说，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间，在一次会上要求那些高级干部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还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问题。耀邦自己果然读了，而且用得上。1984年李锐在中组部，讨论到广西“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耀邦主张宽一点好，他说：“柳宗元《驳复仇议》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报杀父之仇，出了乱子谁来解决呢。李锐觉得这两句话不大适合广西的情况。不过我想，他把这个镜头记了下来，大概也是认为传闻不假，耀邦确实是读了书的，而且博闻强记。
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戴煌写了这件事。耀邦鼓励大家要像苏东坡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后来又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确实博览群书，用得上。
最叫我佩服的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动全局的战略性建议。我写过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说：在天下纷纷扰扰之际，一个人以在野之身，却能高瞻远瞩，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东汉末年向三顾茅庐求贤问计的刘备提出史称“隆中对”的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王之前向朱元璋献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当代的胡耀邦。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刚刚揪出来之后，叶剑英元帅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那时耀邦被“四人帮”打倒以后闲居在家。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知情人说，当时口头说的大意如此，后来形成文字，更明畅了。试问：如果没有这三条，我们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吗？
所谓“批邓”，是指当时的主政者还在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旨意，继续在全国开展对邓小平的大批判。要“停止批邓”，就不能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可是，这时的主政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思想僵化了，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不久，胡耀邦复出，可以做事了。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他策划和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是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戏称为“新时代隆中对”的三条建议密切相关。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这是从根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改革开放本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它，我们这个党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将来，都决定于我们是否坚持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这是一般科学的原理而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更加坚持这个原理。实实在在按它思考和做事。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在他的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和经常思考全局。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学出身、懂英文的无锡人、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耀邦是大知识分子，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也光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我曾经对采访者这样谈胡耀邦，我说，胡耀邦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他主要的特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问题是他把别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样，也同样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难的。
孟老夫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话很对。党内存在不同思想和政见是事实，是正常现象。需要党内有不断改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照办。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彼此都在光大化日之下争取党内多数人赞同，任何人都不能个人说了算，生前和死后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人人必须光明正大，并且只能光明正大。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 散 木
一
看了编辑先生发过来的“命题作文”题目：“重新认识近二十年来出版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图书的历史价值，藉此描摹二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精神轨迹”、“反思近二十年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发展历程，从学术角度总结经验，针砭时弊”、“联系在《博览群书》上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和自己的学术专业，就某些重大且紧迫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贡献精彩见解”……，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或者说是几乎被那些重量级的语汇（“精神轨迹”等等）吓晕了。这些“命题”笔涉“宏大叙事”，它需要有心者二十年阅读的积淀和心得，需要遥据学科前沿者的高屋建瓴的俯瞰，至少，它需要翻阅二十年的《出版年鉴》吧，而这却是绝非吾辈所能为之的，不过在《博览群书》上展现好身手的写家一向不在少数，想来不久之后我们就能读到许多精妙的大作，洒家不如信笔跑跑野马，略述一点对刊物的“看法和意见”，贡献一点“建议”，所谓“献芹”是也。
二十年，这二十年可不平凡，它不仅是中国出版业于满目疮痍、百业凋零的劫难之后不断腾飞的二十年，也是学术园地焕发出活力姹紫嫣红的二十年，当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艰辛的二十年，由胡耀邦题签的这本《博览群书》的二十年也肯定是不寻常的。
回首1985年，那也是我南迁的一年，记得从此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已经是必读的一本刊物了，了解书情，熟谙书事，它每每伴随了我的阅读岁月。蓦然回首，我们曾经亲近和熟悉的许多读书类报刊已经无迹可寻（比如最近一两年，两个《书评周刊》都先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博览群书》依然历练了风霜而生机勃勃，这是让人十分欣然的。于是，又不免油然在心中涌出了第一个建议：往昔读靳大成先生主编的《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2003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于众多名刊的叙说中以不得见《博览群书》为憾，现在正是“补救”的机会，可否请相关人士回忆一下每个时段的刊史，因为：没有了《博览群书》的存在，“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是不完整的。我深信：将来吧，历史会对如许众多的“著名人文期刊”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评判，在一部中国的出版史上，它们的成就和不足，他们的地位和遗憾，都是可以载入史册供人缅怀、感想的。又于是，建议的第二，如果条件允许，《博览群书》是应该有自己的《要目》（或者年度目录）的，这虽然是技术性的小节，却是可以方便后人回眸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文化事件（也许可以归人“思想史”），或者是一部中国的“书史”的。
二
回忆二十年，更在于着眼开拓今后的岁月。
或许，当人们从直线上升式的“进化论”的理论误区走出来时，可以痛切地感受到：大概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不仅“告别革命”，还“告别阅读”——出版业和公众的阅读期待已经有了一个“由高走低”的态势，从前人们公认的那些“好书”，如今似乎已是出版殆尽，它们或者因为重印、再版而市场饱和，或者因为作者队伍的萎缩而风光不再（他们在“数字化生存”的压力下不断浮躁化，或者因此向“大众文化”缴械投降），加上“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等似是而非的学界现象，如今的书是越来越曲高和寡，或者是“各领风骚三二年”的“八○后”叱咤风云，许多书是根本不耐读了——它如同嚣嚣然公信力日益低下的全社会习尚，有了灌了水的猪，也就会有掺了水的书。此外呢，如人所说：这二十多年来，出版物的装帧、版式设计等是越来越被重视，而内容的品质却在持续下滑，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从做书的或读书的人的心态而言，无论读者、作者还是翻译者，都已越来越远离一种我们曾经有过的传统，即在我们原来的心目中，文化应该是神圣的，是有恒长的传统的，而如今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化”（教育也如此了）和知识“大众化”（也是消费化）的年代，精神的高尚正在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市场和金钱成为时代的“英雄”（由此想到了“廉颇老矣”的张艺谋）于是又有人说：如今的学术书籍几乎有一半是垃圾，吾乡马斗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