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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漳纫皇烙�1763年9月颁布法令，规定科学院履行新闻检查的职责（第287页）。其实叶卡捷琳娜一世此时早已死去。
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6年突然中风身亡，由其儿子保罗一世继位。林精华说保罗一世于1796年出台新闻检查法，1797年和1800年重新修订，扩大检查范围，这种严厉的新闻检查“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了强化”（第288页）。儿子颁布的法令居然由已经死去的母亲加以强化，这种离奇的事情也许只能发生在林精华先生的想象中。
“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和重要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都分别著有《拜占庭与俄罗斯》（1894）。”丘特切夫死于1873年，怎能在1894年撰写文章？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林精华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就可以更加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了。例如：
“1924年公布了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寄给民粹主义者扎苏里奇的信 （肯定农村公社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意义），更坚定了苏联的反西方情绪。”（第12页）事实究竟怎样呢？马克思于1881年写给扎苏里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268～269页）马克思在这里辨证地回答了俄国的村社能否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问题，即俄国的村社能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种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历史证明，俄国民粹主义者把农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而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纯粹是一种空想。所谓“马克思肯定农村公社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意义”，那是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把马克思想象成了美化农村村社的民粹主义者。
作者认为俄国推行的重农主义政策具有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即使苏联工业化进程中苏共中央领导层也有相当一批人反对违背重农主义的传统的决策，也引起列昂诺夫、舒克申、阿勃拉莫夫、拉斯普京等一大批苏联主流作家的恐慌——恐慌现代化进程会颠覆传统农业文明及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第7页）。我们知道，苏联实施工业化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苏共党内确实有过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绝对不是坚持或者反对重农主义传统。斯大林渐渐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大规模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政治大清洗三大运动，最后建立起斯大林模式。所谓苏共中央有相当一批人反对违背重农主义传统的决策，与历史事实相距太远。至于引起一大批主流作家的恐慌，那更加不知从何说起。对苏联文学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除了列昂诺夫之外，阿勃拉莫夫、舒克申和拉斯普京都是活跃在战后文坛的作家，他们的主要作品发表在六十…七十年代，从时间上看，与苏联实施工业化相隔了几乎半个世纪，从内容上看，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反思和批判农业集体化及其恶果，反映苏联农村的现实生活，硬要把他们说成害怕工业化，简直匪夷所思。
“冷战时代的西方人对苏联的想象基本上也是不对的，最有名的例子是，事过多年，美国（请注意：不是某个美国人，而是美国！——本文作者）依然不敢相信看似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居然顷刻之间分崩离析。”在林精华眼里，数十年来一直处心积虑要搞垮苏联的美国几乎成了傻瓜和白痴，居然不相信苏联的垮台，而且“事过多年，依然不敢相信”！请问，哪一位美国总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哪一届美国政府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作者下这样的判断，实在太离谱了。事实恰恰相反，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等人早就盼望并预见于苏联的垮台，而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员施卫策尔所写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这本书的书名就很说明问题。
最让人吃惊、也是最滑稽可笑的是，林精华居然不顾事实，宣布俄罗斯已经成了欧盟成员国。“叶利钦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把俄国纳入欧洲版图，俄国也的确成了欧盟成员国）、普京上任不久甚至提议俄罗斯加入‘北约’（而且这种提议在知识界获得了广泛支持）并于2002年6月与北约建立特别关系，然而2000年5月份欧盟成员国举行年会，因车臣问题大会组委会提议要把俄罗斯开除出欧盟，并特别得到英国的支持（尽管普京和布莱尔友好会晤不到半个月）；对普京的提议，北约国家认为这是大象想闯进浴池，不是去洗澡而是要毁坏浴池”。（第52页）无需多费笔墨，任何人都能从这一段颠三倒四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林精华分不清欧盟、欧洲委员会和北约这三个不同组织，但是他又要冒充国际问题专家，结果闹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笑话。
四
《想象俄罗斯》之所以错误百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的外文水平太差。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纪到十九世纪，甚至到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生活绝不是那种有机的生活。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中发生过一场东方和西方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还在俄国的革命中继续着。俄国的共产主义是东方式的共产主义。西方的影响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能控制住俄国人民。我们将会看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按其类型采说绝对不是西方式的，尽管他们赌咒发誓说信奉的都是西方的理论。”
当然，最能代表林精华俄文水平的是那个俄文目录。无论从词汇、语法还是修辞的角度看，这个目录错误百出，一位俄国专家看过这份目录后瞪大眼睛连呼“可怕！可怕！”
促使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是与此相关的种种令人担心的不正常现象：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居然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公开出版？为什么有人把这样的劣质品吹捧成我国俄罗斯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为什么这本书还“列为比较文学系研究生读本和本科生教材”？为什么这样一位学养不足的作者居然能够同时主持五个国家级和省市级的社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研究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项目、北京市重点文科研究基地项目和北京市优秀人才专项培养资助项目）？我想，这些问题才是最值得深思的。《想象俄罗斯》的出现，对我们是一个重要警示：打扫学术园地，防止不良学风的蔓延是当前俄罗斯研究界一项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 陈壁生
2004年11月11日笔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杜维明先生。
陈壁生：如果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
陈壁生：2004年的中国人文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蒋庆先生编了一套给儿童的经典读本，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第二个事情是《甲中文化宣言》的发表，您也是这份宣言的签名者，第三个事情就是《原道》十年。最令人感觉新鲜和兴奋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大批秉持自由主义理念，以自由主义作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读经争论中，而且他们的倾向都是赞同读经。
杜维明教授：我现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有自己的观想。最近比如庞朴先生，他公开说，我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朋友，他是我的忘年交，叫丹尼·贝尔。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在经济的领域，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重要性，在政治的领域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对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观念特别强调，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要承继我的文化。他的文化是犹太教。我觉得一般的保守的提法，总是把保守跟激进、和自由分开来，这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区分方法。但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杰出人物，事实上他们在美国自由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们认同基督教就说他们是保守。我们可以把保守的观念理解为一种保存、继承，就像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种继承的本身又有创造，又有重新的诠释，就是重视文化。有些人根本不重视文化，说我们搞政治搞经济，对文化没有兴趣。
在生态环保上有一个观念，保守叫conservatist但是生态环境的保存，叫Conservationist。我保存，我保护，我发扬，我关心，我关怀。所以我想我们对文化保守，应该有自己的定义。那种认为保守就是不激进，不革命，不自由，是对文化的政治化曲解。我愿意改革，我愿意革命，不平等的事情我愿意改变。但是我对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理念，对传统观念，对文史哲非常重视。我认为文化保守不仅是上层结构的内容，文化保守对人的整个日常生活起非常大的转化、导引作用。
我参加了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论坛，我提了关于自我，关于社会性，主体性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政府组织的论坛上，我谈了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起的作用。《甲申文化宣言》谈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共识，这个宣言的本身比较突出多元，开放，对话。
现在有一种文化自觉，要寻找文化的主体性，那么我们从事儒学研究，当然希望儒家传统对主体性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同时，当然有些从道家的角度，或者大乘佛教，都有可能找到资源。
陈壁生：您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杜维明教授：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第一流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革命者，包括像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对儒家进行严厉的批评，事实上有利于儒家创造新的生命力，开拓新的空间。那些对儒家的真正价值完全没有理解，但是想通过尊孔读经来形成政治控制，对儒家的腐化反而是非常厉害的，例如袁世凯、张宗昌等军阀。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蒋介石的文化政策，其中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是也有利用儒家作为政治控制的模式。我觉得政治的保守主义甚至是政治反动者，基本上是军阀、袁世凯他们，他们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以前我说“明枪”和“暗箭”，公开反儒家的是“明枪”，利用儒家进行政治控制的是“暗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陈壁生：现在中国有一部分学者提倡儒学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