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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的争论，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出现，但真正作出“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原则和规定则是在斯大林执政时的苏共中央。这一规定出自一起历史事件。
1939年7月，科米省（州）委机关报《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萨）多夫在该报的一篇编辑“按语”中，对于1939年7月10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进行批评（被认为是“粗率的错误”），被认为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为此，联共（布）中央1939年7月25日作出决议，决议全文如下：《关于（争取新北方报）主编札（萨）多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决议）
确认为《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多夫同志在该报纸的编辑“按语”中，对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发生了粗率的错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札多夫同志用《争取新北方报》反对省委会，是违反了联共（布）党章的规定，根据党章的规定，报纸应受党委会领导和监督，如果主编对省委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可根据党章向党委会提出问题，有时甚至可以向联共（布）中央提出问题，但无任何权力利用报纸来与省委会争论。
科米省委会对此事处理不当，对省委会决议一事未在编辑按语中反应出来，在省委会常务会上未讨论这个问题，亦未提交联共（布）中央。联共（布）中央决议：
（1）由于札多夫同志在编辑争论性的按语中反对省委会及省委会决议，特撤换札多夫同志的主编职务，并宣布其错误。
（2）将本决议分别通知各省委会、边区委会及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
自此以后，苏共中央正式确立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党性原则和新闻批评原则。
这一决议对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任苏联《真理报》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起他曾经试图对党内的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便如此，也是如履薄冰，处境艰难。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我们一切事（指那些批评——引者注）都做得如愿以偿，那么伟大的苏联，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
（责任编辑 萧徐）
读者来信摘登·彭 兴
关于和陈独秀有关的“骨气”、“底气”的史实辨正
今得阅2009年第4期《炎黄春秋》载赵映林的大作《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很感兴趣，且甚获教益，然该文中所谈到的某些地方与史实有出人。辨正如下：
第一，赵文说：“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据我所知，朱家骅于1940年、1941年和1942年共三次派张国焘亲去江津分别向陈独秀赠款1000元、5000元和8000元，共为14000元，而不是赵文所说的5000元；这三笔赠款，陈都一一收纳了。
另外，从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朱家骅并非教育部部长，而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那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为陈立夫。
第二，赵文说：“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
据我所知，陈独秀这本文字学大作叫《小学识字教本》，而不是《小学识字课本》。此书初稿名《识字初阶》，写于南京狱中。
说书稿的预支稿酬“钱也分文未用”，与事实不符。1940年1月30日陈致好友杨鹏升的信表明陈在当时就已“支取应用”此一预支稿酬充作了医药费。
第三，赵文说胡适于1937年9月他和蒋百里奉国民政府之命去欧美游说以求对我神圣抗日支持时，曾帮陈独秀联系一美国图书公司同意邀陈赴美写自传，但被陈辞谢。说此事发生于胡已“在美国任大使”时，则不确。胡被国府特任为驻美大使则是1938年9月17日。胡适此举是受汪孟邹先生之托。
读者 彭兴
更正
编辑同志：
2009年4月你刊发表我的《我对两个“和谐”的一点看法》一文，其中第18页右栏下面部分有“……非‘目的论’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九年才发表的，……”按：此处有误，应为一八五九年。谈话时，我的书籍全打包了，记忆有误，谨此更正，并致歉意。
曾彦修
2009年5月10日
本刊今年第5期12页左栏倒数第8行第一句话应为“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第56页右栏倒数第2行“广东环江”应为“广西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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