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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十分支持在报刊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1900年，作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主要编委列宁，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地，我们还打算用很大的篇幅来展开论战。”“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不仅要求党的机关报向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敞开大门，而且还应该保证党员们自由批评党的中央机关的权利。1904年列宁在致《火星报》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和责难中央机关；如果这些责难不会带来抵制，不会拒绝有效的工作和停付资金，中央委员会不认为这些责难是可怕的。”
1906年5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莫斯科区300多名党员开会，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的总结时，就是不是容许在报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四大的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竭力限制围绕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展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才是允许的，并根据这个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孟什维克的决议提出了修正。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决定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进行讨论。经列宁修改的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仅39票反对），次日刊登在《浪潮报》第15号上，孟什维克竭力反对列宁的意见，于是便通过中央委员会针对列宁的修改意见起草了一项决议，对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为一致做出了具体规定。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极端错误地理解了党内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关系，立即写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文章指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严肃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狭窄了；对行动一致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阔了。”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大错误就是，它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决定和公布了重大问题的决议。“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犯我们指出的这种错误的。”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决定在我们党内严肃认真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支持报纸批评时说过，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是群众性的创作，群众自己应当监督一切，群众的监督有时失败，有时做得不完备，但这都不能成为拒绝群众进行监督，特别是利用报刊公开进行舆论监督的理由。党政领导机关的不良现象时常逃脱工农检查员的耳目，却难以逃脱工农通讯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耳目，因此一定应当使报纸杂志对党政机关实行舆论监督这种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
列宁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说：“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不仅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可以在广泛的集会上自由进行。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泛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从此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报纸对自己的批评？列宁一再强调对党和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党内舆论监督和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思想，并积极实践，热情支持党报在维护党的行动一致基础上对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批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声明：“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同一天，列宁签署出版法令，这个法令指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以后，他曾多次提出党政机关报应当“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同时列宁积极为人民群众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创造条件，支持人民群众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并以法令条文的形式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不致因行政干预而受到挫折。1918年列宁主持通过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还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列宁进一步主张，不论是对党的理论、党的路线或者是发现党在实践方面有错误而展开讨论和批评，只要不是瞒着党组织交给在某种“纲领”的基础上形成的小集团去讨论和批评，而且在党的报刊和党的组织之内进行必要的有益的讨论，党不但不应予以制止，而且应提供保证，创造各种方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出版专集。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始终主张舆论监督权的存在，并且认为少数人有权捍卫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及党内行动一致和舆论监督时写道：舆论监督当然不应当破坏无产阶级的一致行动，“但是，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指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这不是行动一致的范围以内的事情。只有进行这样的讨论，通过决议和提出抗议，才能形成我党的真正舆论。”
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报刊活动家卢森堡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不发动群众通过报刊等渠道对领导层实行舆论监督，那么，政权将会得而复失，资产阶级定然卷土重来。”她最警惕、最害怕的，是批评社会公仆的自由遭到压制，她一再呼吁：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自由。她明确指出，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唯一可行的途径。她在《论俄国革命》中描绘的这一压制民主所出现的社会图景，并非耸人听闻。她描绘的这一图景成了斯大林在苏联执行肃反扩大化后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情况的预言。
列宁倡导并支持党报批评党的领导机构
在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问题上，列宁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当有人因此遭到压制打击时，列宁是一位坚定而又热情的支持者。媒体是有权利和义务对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不能把媒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从公民的舆论监督中分离出来，剥夺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各种权力的监督。列宁在世时，一直支持被领导的报纸批评行政领导机构和党委会。
《经济生活报》起初曾是苏维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它在党的原则指导下可以独立地、客观地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为此常常引起经济委员会的斥责。经济委员会负责人雷科夫曾企图剥夺《经济生活报》的舆论监督权。后来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冲突的地步。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以《经济生活报》点名批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为借口，决定向中央要求“撤销”主编克鲁敏的职务。
克鲁敏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作出报告，要求中央检查《经济生活报》的“路线”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在列宁的领导下，中央肯定了《经济生活报》的工作，不同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克鲁敏的职务，并且支持《经济生活报》继续与政府机关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等错误进行斗争，行使报纸代表人民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
正像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行使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一样，党的机关报按照党的精神行使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权也是无可指责的，这和党的机关报应当服从党的领导并行不悖。列宁领导俄共（布）十大制定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七节“工人民主制和党内生活”指出：“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是活跃党内生活“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列宁的倡导和支持下，《真理报》、《贫农报》和《经济生活报》都曾认真行使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权。党和政府根据报纸上的批评意见曾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针、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由于《贫农报》经常发表来自农民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来信，为此列宁曾亲切地把《贫农报》称为“农民气压报”。1920年底到1921年初，国内战争刚结束，农民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使贫困达到了极点，惊慌和动荡笼罩着农民群众，对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从怀疑转为不满。他们认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余粮收集制应该停止执行。《贫农报》作为农民群众的代言人以及出于对党、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爱护，行使报纸应有的舆论监督权，连续发表了许多农民对继续执行余粮收集制的诉苦信和抗议信。列宁得知后，认为《贫农报》这样做有利于党和政府改变已过时的政策，于是要求《贫农报》主编卡尔宾斯基就农民来信批评党和苏维埃政府、批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事，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同时附上农民来信的摘要。卡尔宾斯基挑选了五十封农民来信，并根据农民来信写成报告一并交给列宁，同时继续在《贫农报》上登载有代表性的农民来信。
苏联斯大林执政时期确立“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批评原则
列宁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签署政令剥夺敌对报刊的出版自由。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则认为，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抽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加以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张报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起组织作用，损害了新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它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否定人民中的各部分成员直接行使自由权利，使新闻成为单纯的政治工具，导致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功能的蜕化。
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连同斯大林在其它领域推行的专断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格格不入的。在1925年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谈到有人主张党的报刊应该允许不同意见时强调：“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但在他看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代表的“党的利益”是注定要凌驾于这种民主之上的。正是在这种专横集权的指导思想之下，他把此后对党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接二连三地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或开除出党，或驱逐出境，或肉体消灭，在他把持的新闻媒介上当然也只剩下了他的“真理”。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波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肃反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遭到逮捕、监禁和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