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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的驼哥》，曾纪鑫著，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00元）
江湖侠骨恐无多
■ 叶子南
早就想写江湖与侠客，却不知怎么下笔。江湖浩大，侠客众多，从何说起呢？然而，有一天我看电视连续剧《倚天屠龙记》，忽然找到了说侠的切入点。
剧中的游侠张翠山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江湖上各路英雄逼他说出金毛狮王的下落。一边是人数众多的武林中的“主流”，要他交出一个恶魔，可以说索求有理。另一边是罪行累累的恶魔，早已失去了道义，理所应当得到惩处。张翠山的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偏偏他和金毛狮王曾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交出金毛背叛了“民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在翠山拔剑自刎，夫人随即自杀后，一个壮烈的场面展示在我们面前，顷刻间我在壮士的血泊中悟出了侠客的定义，也看到了现代人最缺少的精神气概。
人们也许会说，张翠山死得不值，因为他保护的是个坏人。如果被保护者是身处穷途末路的英雄，壮士才死得其所。这种对价值的权衡，对是非的掂量，对震撼天地的义举，便在人们的瞻前顾后中消失了。
在我看来，侠之所以为侠，主要在于他损己利人，重交轻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朋友，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侠不用我们的衡量准则，侠不做世俗的价值判断。因此解读侠的举止，也不能用常人的标准。一位失势的政治家重病在身，他当年的一个下属顶着政治压力，执意前去探望，在我看来就是侠义之举，因为在主流中乘风直上的人是不愿意干这种不划算的事的。其实，这无关那位政治家立场的对错，原本也只是流露一下仁心而已，可雷霆万钧的压力，反倒使风雨中的来访者显出铮铮侠骨。只有当个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侠的光芒才会放射，顺境中多的是“静默三分钟，各自念拳经”一类的惺惺作态。
有人会说我的观点太狭窄，认为侠应该走在更为广阔的“阳关大道”上。他们要为侠的头上带一些光环，让侠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牵挂苍生的福祉，心系社会的安危，甚至为众多的侠客分等级，排座次，有较为低级的江湖豪客，有济人困厄的普通侠士，有为国为民的高级侠客。我不反对侠承担天下的责任，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象征符号，已成主流话语，口号一出，应者如云，簇拥的队伍相当拥挤，加之它们往往是政治家经营的概念，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之引人侠的精神世界，把它作为侠的行为准则，终将会扼杀侠的灵魂。不错，金庸笔下的侠确实担起过保卫家国的责任，但那不是侠义精神的核心所在，侠的行为往往在作出复杂的社会价值判断前，已由一种更为朴实的道德选择所决定。侠义行为的驱动力不是这种崇高的目标。侠有自己的标准。当侠的是非观与主流并行不悖时，侠便愿意与主流携手共进，侠的头上也会有冠冕。但侠却并不在意这种荣誉，更不“恋栈”，因为他知道，侠的行为大体上是和主流相悖的，他所代表的精神也总是和社会流俗背道而驰，因此侠便与只有依附主流才能得志的儒格格不入。儒的理性使其更注重结果，因此就很难在必须损己利人的关头挺身而出。儒会在掂量轻重的理性抉择中，心安理得地吟一句“留得青山在”，而侠却会为了某种精神的追求，义无反顾地舍身取义。常在主流中周旋的儒和总在江湖上游走的侠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儒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侠就是理想主义者。
江湖与侠客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浪漫地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侠的足迹定会令人失望。侠的消失与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关。当西方现代的强风吹进东方古老的社会时，江湖便开始干涸。于是，横刀立马的豪客终于敌不过一颗飞来的子弹，应声倒在理性、法律、科学、技术主宰的世界里。侠士已死，但侠的幽灵却依然会在现代社会中游荡。
侠在今天更以道德与精神的面貌出现，能为沉闷的理性社会提供一泓令人振奋的清泉。现代人仍然需要侠，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那就从虚拟的世界里去找吧。于是我们在看电视时为侠的举动拍案叫绝，在读小说时为侠的失败潸然泪下。因为，侠肝义胆不一定体现在刀光剑影之中，它可以是一声怒吼，一行热泪，一双温暖的手，因为，现代的侠客仍要冒着失去个人利益的危险去表达那种朴实的情感，而利益的诱惑仍然而且可能更难抗拒。
假若心中存有侠义，人们就不会为了私利在“文革”中去揭发父兄，就不会为了升官与女友分手，也不会为了钱财在商场里去诋毁朋友。这又令我联想到电视剧《玉观音》。剧中身为公安的女主角在经过思想斗争后，决定告发她曾在婚外交往过的男友，因为他是一名毒品走私犯。可是女主角原本没有可将他定罪的证据，后来得到的证据恰恰是那位男友在保护她的利益时暴露的。我没有勇气来否定女主角的决定，她毕竟是忠于职守，出于公心才这么做的。但我也同样没有勇气向人推荐这种行为。我不敢作出价值判断，却只能自问，假如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愿意生活在那里吗？好在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中的女主角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没有在皇上面前出卖皇后，尽管皇后所为显然是不义的。
我故意回避是非判断，不去分辨被揭发者的对错，因为个人的行为常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得到不同的裁决。渣滓洞中的囚犯后来成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却又沦为“文革”中走资源，最后又被认定为社会改革的先行者。多少今日的英雄都有过千夫所指的“劣迹”，身世沉浮的经历。很多错误与罪行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裁决的，都可能在惩处的轻重，甚至罪行的性质上因时而异，所以除非罪犯构成“在即的危险”，否则就不能将这一特殊类型揭发者心头的压力释放掉，他们必须内疚。将因为从一个更为深层的角度看，这样的英雄与罪犯，两者真的有联系。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我知道，一个都是揭发者的社会是很难稳定和谐的。
现代社会是被科技、法律、经贸这三驾马车牵着走的社会，数字化的管理不宜情感参与。这样的社会与道德为本的传统社会有本质的差别。要在现代社会中弘扬侠的精神不容易。但侠就像沙漠中的植物，会倔强地生存下去，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厚义薄利的典范。我们多么希望仍能看到一两个张翠山，不只是在屏幕上，更是在生活里。
想读一部贬官流放史
■ 李国涛
对历朝历代当政掌权者的风光看够了，我想读被贬谪者的生活状态。我指的大部分是文化人里的被贬谪者，因为以前的文化人多是官僚层中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倒霉晦气时的神态、心理、生活、思考种种。那时，他们是不是变得低三下四，或垂头丧气，或满腹牢骚，或痛不欲生？那是很有趣的。贬谪在封建时代乃是常有事。所谓贬谪，常是把官员调动到边远之地，或蛮荒之境，叫做流放或充军。官职也大大降低，受制于地方小吏。各朝代的办法不同，但大体如此。从屈原以来，韩、柳、苏、黄以至清代的纪昀、吴兆骞，还有林则徐，都被贬谪过，到东北，到西北，到海南。他们被贬谪之后常有好作品出来，就是没有作品，也有人品，供后人看。我很喜欢知道各朝各代，对官员的贬谪制度，以及被贬者的生活状况，这些事，在当时是悲惨，后人看来，却是极富文化意义的。我希望有学者写一部贬官制度史和贬官生活考。
前两年读过黄庭坚的《宜州家乘》（收入《日记四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篇幅不大，很快就读完了。作者是大诗人，大书法家，而且在这两方面都与苏东坡齐名并称，那日记自然好读。据说后来他这部日记落到后一朝的皇帝手里，皇帝一直放在案头玩赏。请想呀，那么好的书法，那么好的文字，真是“人见人爱”。为什么这日记叫家乘？家乘是家史之意，也许他以为这就是他们家家史的一部分吧。宜州在广西，那是黄庭坚59岁时被谪贬的地方，他第二年就死在那里。大约住了十个月，日记却大体不断，记了约八个月，所以很可宝贵。
以前也不知他是否写日记，反正到了这里，他写起了。写时年事已高，没有浓墨重彩了，淡淡写日常事，融融写世间情，简明，好读。宜州的士人对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也还是好的。老有人送点吃的、用的；老有人来饮酒，下棋。这可不是小事。这使他的生活大有改善，也增加生机。不然怎么活？比如，“从元明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与叔时棋，叔时三北。”我想，也可能那时有了个体营业的澡塘。后来，他与一个僧寺熟了，就常到那里去洗澡，不过也还是常去民间“浴室”。他当时已不食肉，因为哥哥来，开几天戒，平常还是素食。日记云，“步到崇宁（寺），采荠作羹”，又有“作素包子”。“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面两石”。“党君送含笑花两枝”。有一天，有人“寄大苦笋数十头，甚珍，与蜀中苦笋相似，江南所无也。”他曾写过《苦笋赋》，赞苦笋“小苦而反成味”。宜州气候多变，风雨不定。他记得很细。“中夜大雨达旦”，或者“入夜小雨彻明”。他是一夜夜地不多睡觉吧。有时记“天气似京师五月”，他想念开封了吧？有一则日记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忽然上级有令，说他不能住在城里或寺庙中，要搬到郊外。于是他搬出，住在一个不能避雨，不能遮风的破房里，很快去世。“文革”中的“牛棚”是讲集体放牧的，而在宋代则强调单独驯养。他原来就记过：“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他为自己调药呢。他大约是死于心脏病。令人尊敬的是黄庭坚的一位崇拜者范廖，他远从成都来，一直伴着黄氏到去世。我想他搬家是在五月初六。因为五月前19天的日记都不缺，只缺初六那天的，而且在初七的日记上记着一句：“自此宿南楼，范信中（廖）从之。”不过，关于此事，也仅见此一句，后来再也不说。读到这些，我也很难过。这也就是宋代的流放官员的生活一般。
我不久以前还粗粗读过清代的《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对书后附录的《驿舍探幽录》极感兴趣。其实这是一份老老实实的监视密报。原来是光绪二十四（1898）年八月，河北省县级小官员王庆保和曹景郧接到一个严重的命令：“本日奉上谕，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沿途经过地方，着各该督抚等遴派妥员押解，毋稍疏虞，钦此。”这位“已革”的，也就是今天说的已下台的财政部副部长张荫桓，是清末的外交能臣，财政干员。书的前言里说，张氏是“戊戌六君子”外另一位因戊戌变法而死难的人物。他是广东人，与变法有牵连，当时未处死，迟两年还是被慈禧处死。且说两位小小县级官员接到这样的任务，不能不格外小心。于是他们逐日记下押送经过，并记下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事。有些事是他们有意或无意（好奇心驱使）打听的，一起记下，以备上报，或为立功，或为讨好巴结，就不得而知了。这二位候补知县读过书，文笔好，且能诗，与张荫桓接谈也能谈得下来。命令上并没有让他们记下这些，但也许是出于谨慎，他们记下这篇《驿舍探幽录》。
我奇怪的是，这个张荫桓是罪臣，为何还能这样张狂。请想，十三日杀了六君子，十五日早四点，张就出京，“奉旨发往新疆”。现在人以为当时恐怖气氛极浓，张荫桓该快些离京。不然。他到天宁寺还“小住二日”，来告别的有“数十百人”，“应接不暇”。连王、曹二官也十分惊诧他们的大胆。再看张氏的派头，“随行十余人，轿车七八辆……跟丁五人”。而且随时有南方北方来人探望，出入丛杂，简直“不可究诘”。何时行，何时止，张氏及其随从不听官方安排，自行自止。直到后来，王、曹无可忍，说：“我等系奉公事押解犯官，非来接待钦差者，何不守法度，自大乃尔！”后来才好了，也与二官随便谈心了。为什么？还是使了银钱。问到某一官员被捕后，花钱若干。答以六千四百金，张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