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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乡政府国民卫军花名册上（喻注：这一条排除了妇女。法国一七九三年宪法和一七九五年宪法干脆改为“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已经宣读了公民誓言。”
什么叫“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呢？并不是工人实际所得的“三天工资”，而是以官定的直接税额为标准。法国那部宪法明文规定：“立法议会应每年确定一次工作日价值的最低额和最高额，郡的行政长官应为各县定出当地的价值。”
这类史料在我国各个图书馆里都陈列着，并非“密件”，喻权域想“秘而不宣”也做不到。奉劝肖雪慧先生去查一查。
肖雪慧先生的文章用了大量篇幅讲税收，他说：任何消费品的价格里都包含着税收，购买了消费品，就是纳税人。他指责说：“喻先生信口雌黄，轻易就否定了那些未交个人所得税但仍通过购买消费品在纳税的人的纳税人身份。”
从税务学的角度看，肖先生的说法也许是对的。可惜，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的美国法律不承认肖先生的高论。如果某个美国公民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之前去对美国政府或法院说：“我虽然没有交纳人头税，但我买了消费品，我是纳税人，应该给我选举权。”美国的政府、法院是不会给他选举权的。
我那文章发表后，税务部门一些同志来信问：我们税务局（所）大厅里贴着“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标语，是否应当撤下来？
我回答：税务局（所）当然可以贴那样的标语，正如商店里贴“为顾客服务”、剧场里贴“为观众服务”的标语一样。如果把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照壁上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撤下来，把全国各级政府厅堂里刻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撤下来，改换成“为顾客服务”、“为观众服务”或者“为纳税人服务”，那就乱了套。
几十年来，我国各个税务局（所）的大门内外都大书“纳税光荣”的标语，今年，普遍改写为“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我看，这就改得好！
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
？ 单正平
多年来，对王朔的批评已经不少了。在我的印象中，批评者多从俗与雅、大众与精英等对立或对应范畴立论，或者从其表层的玩世痞气和深层的抒情批判的紧张关系入手，来讨论评价王朔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这方面当然有很多精彩的议论见解。但我感到这样还不足以揭示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走红的意义。王朔决不仅仅是消费时代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宠儿。要说得大众之宠，赵本山等喜剧小品演员和一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比王朔更典型。王朔最大的意义不是他在说什么，而是他在如何说——他是在北京，以平民地位、文学叛逆、名人身份、流氓口吻说话，这种话语在形式上是下流粗暴的，流露出的心态是专制蛮横的，其典型文本就是《无知者无畏》。王朔“无畏”话语的出现，原因和条件固然很多，但一个主要条件，是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北京这个特殊文化环境。我认为很多论者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注意。
一
王朔给自己有两个定位：“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道德人格方面的定位；“无知者无畏”，这是知识修养或认识能力上的定位。前者显然有故意装流氓吓人的嫌疑，我们不讨论也罢，后者与我要说的意思关系紧要，需要先费点笔墨略作分析。
王朔说自己无知，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任何读者如果不是傻子，肯定不会认为王朔是无知的傻瓜。先天愚型的人，有可能培养成画家音乐家，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可以培养成小说家。在社会经验人情世故这方面，王朔说他无知，那肯定是在装傻充楞。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他大约真是无知的。在文学方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从他的《无知者无畏》这本书的内容看，因为是谈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所以这里的无知，是指对文学理论文学历史的无知，而不是对文学作品感受力上的无知（也可以叫低能）。
王朔在这里标榜自己的无知，显然有对批评家的嘲讽。这些人可能学了很多知识，看了很多小说，但他们缺乏直面事实的勇气，缺乏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当然也缺乏在批评中对独特个性的追求。而他本人，则因为没有种种批评的清规戒律约束，敢于大胆放言，而且总是出语惊人。我们看王朔对作家十批判书的评价，就可以知道，他最欣赏的批评，其实就是最大胆的批判。也就是说，谁胆子大，谁的批判就好，比如徐江；谁要是原先胆子大而后来有所收敛，那他的批评也就退步了，比如伊沙。所以王朔的批评标准简单说就是胆量。骂人胆子最大的就是最优秀的批评家。唯一例外好像是朱大可。王朔对他的评价是比自己高明。当然，朱大可要是没有过人勇气，也不会入王朔的法眼。
但我立即要指出，王朔的胆子大，如上面所分析，也是有前提的，决不是漫无边际的胆大。我把这个边界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他的大胆上不涉及国家政治大事，下不关乎民生疾苦；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嘲讽刺激，也主要限于教育、文艺、民间底层社会等；即使是自我表达，也仅限于意淫意义上的感官主义，远没有现在的女作家那么大胆，直接描写性体验。可以这么说，王朔在自我保护方面的敏感和能力，是所有中国作家望尘莫及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中国作家当中罕见。能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王蒙。王蒙之所以激赏王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英雄相惜，作家相轻，而懂政治的二王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胆子大得恰到好处。他能在文艺气氛最特殊的时期攒出一个《渴望》，后来又有一个《编辑部的故事》，不但平安，而且叫座，从事影视的人，有几个能有他这样的“风水”“运程”！从他对自己从事影视制作活动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他对出手火候和时机的准确拿捏，对新闻传媒的充分利用，足以让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无知”——精明狡黠的同义语——叹为观止了。
更进一步说，王朔宣称无知者无畏，也有一点真实的表白，他当然明白自己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所以坦率承认，就可以放胆骂人而不必在知识问题上缩手缩脚。另外，声明自己无知，有预留地步的用心。就算有人出来叫阵批判，就算人家说得有理，甚至无法反驳，那也没关系，因为我早就把话撂那儿了，我本无知，你跟我较哪门子劲？有了这个预留地步，王朔就可以坦然面对任何批评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以无知作为无畏的理由和借口而且自鸣得意，这和以贫穷为光荣、以大老粗为自豪、以交白卷为英雄、以“阳谋”为正义的诸多现象一脉相承，都是当代中国轻薄文明，仇视知识，否弃道德的反智主义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
北京号称文化古都，文化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以流氓自居而且招很多人喜爱的家伙？这实在是值得探讨的一件趣事。流氓也好，无知也好，既然是文化意义上的，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话语暴力。王朔的作品和言论，就是这种话语暴力的典范。他这种话语暴力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我下面想要探讨的问题。
王朔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都有生动的表现。王朔的童年不但处在暴力充斥的文革期间，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在军队的大院里长大的，当时这个院子里的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血腥洗礼。王朔童年时期的社会、单位（也许还有家庭）这从大到小的多重环境，与此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对他的心理影响自然非常巨大。
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暴力运动。这场运动，从当时看，不但触及了“走资派”的灵魂，也触及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灵魂，比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样的触及——准确说是心理创伤，在文革结束后，经过反思清算，实际上已经基本痊愈。但另外一种创伤，即思维的语言的创伤，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治疗，这在王朔的小说电视特别是他的批评语言中，在柯云路（切记他就是北京人）的伪科学也是新迷信学的著作中，在北京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家的文章中，都有很强烈的表现。这种语言暴力并不表现为作者使用了多少文革时期的语汇，而表现在他们那种带有强制性、攻击性、绝对化的思维言谈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思维言谈方式称为柯云路综合症，其具体表现有：自命不凡，对抗意识，混淆是非，实用主义，言行不一等等。但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讨论当代这种精神病症与文革的关系。人们在批判王朔时从道德和艺术上着眼的多，对他的语言暴力倾向似乎注意不够。而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军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即使文职单位、文职人员，也不能免除暴力的影响。在心理上有暴力倾向的作家，常常容易和军人军队发生共鸣。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在六十年代就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倾向，他是在军营里切腹自杀的，他认为日本军人已经丧失了武士道精神，需要他用自己的鲜血来刺激他们的嗜杀精神。现在嚣张反华的作家石原慎太郎也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既然处在一个军事文化的环境中，自然要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影响，成人尚且如此，儿童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王朔除了和其他很多同龄作家一样，有文革这个思想文化背景外，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军队单位或大院军事文化的成长背景，这就使他心理上的暴力倾向远远超过了别的作家。
而且，中国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发生武斗混乱后，从地方政府到厂矿学校，军队全面接管权力；为了使这种接管更名正言顺，更具有权威，毛泽东还专门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队的权威因此空前膨胀；中苏关系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九年趋于紧张，整个国家都曾经处于准军事状态，不但到处都建立了解放军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就连中学的组织结构都施行军事化，班改称排，年级改称连。这一切，都使得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在对整个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反思中，社会焕发出了一种新的青春活力。老一辈的人怀念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和辉煌业绩，中年一代回忆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青年一代则回忆上山下乡的悲欢，这种种回忆反思批判，一方面是要确证自己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则都含有对文革和现实的种种批判质疑，而批判质疑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自己的现实价值的定位上，因此这几代人都还满怀希望。正是这种回忆反思批判的青春活力，激活了王朔的少年记忆。但王朔的回忆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的肯定。上几代人的青春是美好的，惟独文革时期的中国少年是在暴力的野蛮的文化荒芜中成长起来的，用作家李锐的话说，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实的文化主流不能肯定你的历史，当然也很难给现实的你一个满意的文化定位。王朔之所以从最初的一般的痞气，发展到今天的满嘴狂言脏话，就与这种失落有大关系。而他在很多人那里得到欣赏产生共鸣，也与此有关。一般作家大多有一个“愤青”阶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地位的确定，随着既得利益的获得，会逐渐变得平和，老成，世故，圆滑，或者还有老辣。但王朔的发展是相反的，他开始写作时流露的还仅仅是一般的痞气，到后来，名声越大，他反而越嚣张，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满嘴喷粪而毫无顾忌了。他发现用一种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他虽然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但却一直在有效地利用永远存在的社会“愤青”心理。而他之所如此肆无忌惮，乃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他是文化上的“老愤青”。王朔愤愤不平的，显然不是人们把他视为通俗作家——对此他不屑一顾；他在意的正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话语方式的拒绝和否定。因为很明显，如果认同这种话语方式，就是认同反文化的流氓作风，就是认同培养孳生了这种作风的文化大革命。
三
仅这两方面，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