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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着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佣的人数是外国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挂着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规定，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员，如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一气牟取私利；洋员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见正途发迹无门，于是转而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焘、容闳等。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的风气却一点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缓，于该处混迹数十年，后虽因劣迹昭著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事实却表明：魏蕃室之举纯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他暗地里已指定两家公司，虽每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自宁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对认真负责的工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洋务脚步。李鸿章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失败原因时说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都没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十几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为己任，以至于后来皇上认为靡费太多，遂停止拨给海军军费。一旦有变故，明知兵力不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上。战败后，大家义愤填膺，找个替罪羊泄愤，留之骂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难辩呀。”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正如其自云：“弟自顾衰龄，幸辞重寄，回忆在直最为年久，凡事限于财力，无一可以称心。”
1862年的上海，清明。天气暖暖的，还泛着点早春的潮气。街上的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春天的气息，互相打着招呼，客客气气地各自行路，仿佛上海从来就是这般太平清静。
其实，从年初开始，太平军就对上海展开了猛攻。在高桥和七宝两大战役中，慕王谭绍光将上海道台吴煦打得溃不成军。上海告急！上海城里的洋人决定帮助清军，他们组织了一支拥有400人、3门炮的洋枪队。联军很快与太平军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开得胜，杀了千余太平军，俘虏了三百人。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战役，洋人就神气不起来了。太平军虽然伤亡不少，联军也死伤惨重，甚至英军司令都腿部中弹。
看样子最近一段时间的上海是不会安宁了。表面上悠闲的
上海人暗地里都在议论着，究竟会是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是清军和联军把他们打退？人们纷纷猜测，听说太平天国里女人不裹脚，男人不剃头，野蛮得很，上海人不喜欢；现驻上海的清军腐化堕落，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上海人也不喜欢；赖在上海的洋人飞扬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欢。究竟哪种势力统治上海比较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
“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有2艘，又像是3艘，又好象更多的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这是谁的船？是商船还是战船？船上运的是什么？人们纷纷揣测着，担心着。船驶近了，人们渐渐肯定这不是商船，因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轮，因为甲板上的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第一艘船慢慢靠岸了，甲板上的人像被困久了的兽，拥挤着、雀跃着跳上岸来。上岸的人随即被大上海的繁华镇住了，他们张大了嘴巴，四处张望，然后用一种听起来土得掉渣的话赞美着，也咒骂着。岸上的人也终于看清了船上的人，这些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了汗渍和油腻，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上海人注意到，船上来的人虽然大多衣不蔽体，但一个个倒是挺注意用布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喜欢仔细观察的上海人很快发现他们中也有官兵之分。穿麻鞋的是官，穿草鞋或根本不穿鞋的是兵。可这是谁的军队呢？驻上海的清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官穿袍，兵着褂，腰间气派地插着排刀，身穿颜色鲜艳的号衣。这些人的黑眼睛、扁鼻子，又显然表明他们是中国人，并非洋军队；他们头顶前部也没有留头发，因此也不会是太平军。所有这一切，都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
这支“叫花子兵”即后来大名鼎鼎、成为大清主力国防军的淮军，首领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从家乡招募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军队，专程来支援上海清军对付太平军。李鸿章因个子瘦高及为人清高，还得了个“云中鹤”的雅号。
上海人并不看好这支叫花子兵，李鸿章却为他的子弟兵感到骄傲。他对迎接他的上海官员说：“敝人领导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是能打仗，二是有点土气！”言下之意是，军人的首要本领是打仗，只要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外貌上的土气又算得了什么！本是由同样的水土养就，李鸿章十分了解这些家乡兵。别看他们平时懒懒散散、满脸的匪气和土气，可一上战场就像是换了人，只知勇猛杀敌，比八旗、绿营军要强万分。
太平军攻占苏州不久，忠王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筹集白银二十万两，雇用外国轮船，以主事钱鼎铭为代表，顺江而下，寻求曾国藩的支援。钱鼎铭到安庆后对曾国藩说：“江南民众如婴孩盼望慈母、禾苗盼望雨水那样希望曾大帅能够派兵支援，以解上海之围。”面对钱鼎铭的切切恳求，曾国藩深觉棘手。上海的经济和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应全力援助。但派兵少了无济于事；派兵多了，一旦前敌军情吃紧，援军难以回撤，就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即使曾国藩甘愿冒险，全力救援上海也不可行。当时湘军与太平军多线作战，兵力也不充裕，如抽调一支进军上海，等于是拆东墙补西墙，绝非上策。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没有挑明的，那就是上海固然重要，但曾的目标并非上海，而是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攻下南京等于占了头功！上海的繁华纵然令人羡慕，然同南京相比战略地位就差多了，充其量只是一分战场。孰轻孰重，曾国藩怎不明了！钱鼎铭看出了曾国藩的犹豫。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肯在曾国藩面前说情，这件事情十有八九能办成。此人就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李鸿章。
钱鼎铭向李鸿章提出支援上海的请求，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到曾国藩面前说情。看到李鸿章充满信心的神态，钱鼎铭吁了一口气，知道上海有救了。
曾国藩犹豫不定之际，清廷接到上海危急的奏报，命曾国藩派兵增援上海。一面是朝廷的命令，一面是李鸿章的大力劝说，曾国藩终于打消疑虑，决定发兵上海。其实，促使曾国藩决定出兵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官绅因等不及安庆方面的消息，决定向洋人借师助剿。所谓“借师助剿”，就是借用或雇佣外国军队攻打太平军。洋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答应帮助中国平定内乱。曾国藩认为，此举纵使解得内忧，之后必有外患！急忙上奏朝廷：“借助洋人军队守护上海，保卫中外人士财产是可行的，但借助洋人军队进剿苏州，收复清朝失地却万万不可！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应当共同守护。而苏州、南京却非通商口岸，如果洋人插手中国内政，将会后患无穷。大清帝国的军队足以自立，就像家长有足够的权威治家一样，没有必要借别人的棍子来教训自家的逆子！”曾国藩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愿留下后患，让洋人捞去更多利益；二是害怕洋兵攻占南京，抢了自己的头功。清廷对此事并未表态。事实上，清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救上海之围。这样，曾国藩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里挑选赴沪人选。究竟派谁去解上海之围？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为此伤透了脑筋。军中有一个叫吴坤修的湘军将领主动请缨，愿领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上海这块大肥肉怎么能轻易给人？曾国藩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如果派他援助上海，自己主攻南京，双份功劳就都落在曾家手中，岂不两全其美？曾国藩心中初步形成援沪计划：于湘军营内亲选六千名精锐士兵调拨曾国荃援沪，同时令曾国荃赶回湖南老家招募八千名新兵补上空缺。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并不放心，又将得意门生李鸿章派去做其副手和军师，保证此行万无一失。
正当曾国荃、李鸿章率近万名湘军奔赴上海时，太平军却连战连捷，将清兵洋将打得溃不成军。且轮船运兵一事仍未筹办妥善，只能从陆路到达上海。水路行军，部队可沿江而下迅速到达上海，占得先机。陆路行军，得穿越太平天国占领区，一路上都要攻城夺池奋勇拼杀。况且湘军到上海后曾国荃部也只能听命于上海道台，事事受人节制。曾国荃哪能忍受这种待遇，马上表态不去。曾国藩两相权衡，决定保大弃小，专意进攻南京拿得头功，将上海之事交给别人办理。既然曾国荃不去，李鸿章自然也去不成。曾国藩遇事爱和李鸿章商量，当然要把智囊时刻留在身边，随时听取他的意见。即使曾国藩先前派李赴沪，也是因对鲁莽的曾国荃放心不下而不得已为之。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寻找独当一面的机会，如曾国荃不去，自己单独去更好。但既然恩师不准，李鸿章也不好表现出非要去的意思，只好静观其变。
曾国藩同李鸿章商量派往上海的人选。李鸿章认为湖南人陈士杰做事稳健，能担此任。曾国藩同意了李的建议。陈士杰受命后立即招募一万人整天操练。可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士杰就是按兵不动，甚至接到“老佛爷”（慈禧太后）催促过江援沪的谕旨后仍不见动静。曾国藩责问陈士杰为何拖延至今，陈眼泪汪汪地说，家里还有九旬老母，如果自己牺牲，孤苦伶仃的老妈无以为靠。晚清不比秦汉，孝顺可当成一切事情的借口。曾国藩没心思琢磨陈士杰究竟是孝顺抑或怕死，朝廷已下了几道催促赴沪的诏书，他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四十四岁的总兵冯子材跃入了曾国藩的脑海。当时冯驻军镇江，距离上海很近，且其顶头上司都兴阿早想占据上海。曾国藩于是通知冯子材赴上海救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历史给了李鸿章崭露头角的机会。曾国藩终于委派李鸿章赴沪支援。临行前，曾国藩既高兴又惋惜地说：“少荃（李鸿章的号）这一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同时，曾国藩向李鸿章表明，湘军目前无兵可用，上海进剿一事须自己解决。这却难不倒李�